诗歌 被驱逐的与被需要的

崇拜诗歌的年代早已远去，如今诗歌的处境，就像是被流民赶出宅院的乡绅，虽没到行乞的地步，但也惶惶不知所往。

崔永元（中）在上海艺术节上观看诗歌朗诵（图源：VCG）

诗歌，这一悠远且散发神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失掉了绝大部分生存空间，不同规模的沙龙、见面会、讲座也收容不下它过于庞大的躯干。

一些公众人物也多次表达对诗歌没落的惋惜，崔永元借北岛归国办跨界艺术展之机，在媒体面前道出心声，他认为现在的国人内心没有以前充实，生活虽富足，但这个国家失去了产生诗歌的能力，思之令人绝望，宁愿牺牲掉一些什么，来换回我们的诗歌。

很多网友骂其矫情，还说自古文人误国，这种论调有它的现实依据，尤其在当下，诗歌作为精神宇宙的漂浮物，是无法直接作用在经济基础上的，但诗歌从不谋求被普世接受，它拒斥被普及，它是一种自律发展，而非他律所能干涉。

污谩文人的国度不值得留恋，也没什么希望可言，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先进程度，就看文人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但这其中对文人的审核、鉴别显得尤为重要，滥竽充数者、沽名钓誉者都应被翦灭。

在此，并不是为诗歌喊冤叫屈，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审美旨趣，社会发展，民众的“眼界”不断“拓宽”，见的事物多了，获取精神给养的方式也花杂了，诗歌自然不再被奉为信仰，诗人也只好远走他乡。

诗人不应是一种职业，也不应是一重身份，他（她）仅仅是欲望的忠实传达者，对自我情感忠诚，对文字本身忠诚，对天赋忠诚。强调诗人的职业化和身份化，是对诗歌艺术的慵懒解读。

诗歌即欲望，欲望面前人人平等，但创作需要天赋。诗人的出现以作品为依据，具有随机性。

真正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一旦意识到，创作就已然夭折。

诗人的天性是死亡，死亡的意义在于永不被理解，他们像死人一样在活人中穿梭、游荡，只有在肉身殒灭后才能被依稀地看见，而不消说那“看见”的颜色。天才诗人们对自杀的“迷恋”也许正依附于这种“天性”。

诗歌一旦产出，诗人就对它失去了控制，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完全理解一首诗的全部内涵，哪怕是诗人自己有时也不能。

既然诗人和诗歌都无法被理解，人们为什么还要读诗？

其实，诗歌的不可理解性恰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阅读它的理由，只有在不可理解中才能开凿出一条理解之路，而且，人们不需要理解一首诗的全部，只需要理解自身在阅读中的感觉。

所以问题可以改为，人们在什么时候需要诗歌？

诗歌不是一个常存状态，它只应需要而存在。人们的需要源自内心的空落，在深夜、在破晓，在每个面对自己的瞬间，在每个想要摆脱思虑枷锁的时刻，诗歌作为一种体贴出现，便是不解之缘。

当文字张力把心灵托起，人们会看到一个星球在眼前自行运转、舞动。

诗歌，被驱逐也好，还被需要也罢，它都会永生，中国人对文字的情感是浸透在血液里的，即便你讨厌文字，憎恨诗歌，唾弃它，贬损它，你都无法绕过它，因为它比你更理智，会先一步避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