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6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外表示，经过港府官员与内地讨论铜锣湾书店事件及通报机制后，双方同意设立14日的通报时限，通报内容亦应包含案情摘要。
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对自己在内地扣留期间的“曝料”，客观上促成了陆港两地达成新的通报机制（图源：中央社）
对于外界关心的陆港两地的“逃犯引渡”相关事项，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目前尚没有安排。尽管如此，对于从2015年年底不断发酵的“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也算是对陆港两地的沟通机制的“升级”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期间发生的种种风波，因为通报机制的初步达成具有了些许的正面意义。
2015年10月以来，以销售各种所谓“中共禁闻”图书而出名铜锣湾书店，其店主、股东及店员桂敏海、林荣基、李波等人先后“失踪”，其中李波更是被传在香港境内直接遭大陆公安“押走”，且香港口岸证实没有离境记录。尽管后来桂敏海出现在大陆央视画面上供述自己多年前的罪行，李波也多次宣称自己并非被采取强制措施，依然不能平息港人对大陆方面“无视《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的怒火。
两个两星期前，返回香港的林荣基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自己在内地被扣留八个月期间“受迫害”的经历，将事件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大陆党媒随后披露的内容则与林荣基的说法大相径庭：林荣基通过邮寄向大陆发售违禁出版物，涉嫌非法经营罪，公安机关是对其依法拘留；林荣基说的“中央专案组”根本不存在，案件自始至终由宁波市公安局侦办；所谓林荣基“被强迫签署不聘请律师的表格”，其实是他害怕自己的婚外情被香港的家人知道，主动放弃了（有林荣基的大陆女友指证）；至于林荣基“被带到韶关扣押”，实际是林荣基进入取保候审阶段后，自己主动要求“安排一个位于广东城市的固定住所，安排一个最好是图书馆的谋生工作”。韶关市图书馆馆长也主动爆料，林荣基在图书馆期间并无任何人限制他的自由，并认为林荣基返港后的表现是“被人利用了”。
从双方的说法来看，大陆公安的执法在大层面上应该没有违反《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的地方。但林荣基所说的自己从深圳被带走后，“蒙眼”、“全天候监视”、“多次盘问”等细节，相信大陆民众不会陌生。自北京发生“雷洋案”后，大陆警方普遍存在的不规范执法、暴力执法等问题，被集中曝光在舆论场中。而7月初“雷洋案”的两名涉案民警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依法逮捕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林荣基自述的“饱受精神折磨”也确曾发生过。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当香港地区和国际媒体因为“铜锣湾失踪事件”而吵的沸反盈天之时，宁波警方始终处于“静悄悄”的状态，没有向外界发布过任何信息。虽说大陆与香港在2001年建立的沟通机制存在一定缺陷，香港警方此前也很少与广东之外的公安机关进行联系，但宁波公安那种近似“事不关己”的态度，最起码也说明他们没有主动作为。原本几起跨地域的刑事或民事案件最终酝酿成全球瞩目的政治事件，与大陆方面长时间的沉默密不可分。
(流火 撰写)
当初错过了与香港方面沟通解释的最佳时机，现在再说什么都显得有些徒劳。据国际媒体披露，香港政府代表团在与大陆公安部商讨通报机制的会议期间，公安部专门播放了林荣基在内地被扣押的录像片段，视频中可见林荣基心情轻松地吃饭、剪发、量血压，而旁白强调林荣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然而这一本来是自证清白的“加分项”，却激起了香港方面的强烈反弹，被很多港人讽刺为“剪辑秀”。香港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则质疑，面对香港“扣押林荣基之后为何没有通报”的疑问，中央并没有做出解释，反而放这么一段视频，“不知想传达什么讯息”。
而针对林荣基“不再返回大陆”的言论，宁波市公安局7月5日发布新闻稿称，如果林荣基不返回大陆接受调查，将对其变更刑事强制措施。这本是一次符合法律法规的正常通报，也被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称为“具有威吓性”；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表示，内地若提出要求香港警方扣押林荣基，将他送回内地，最大的后果就是为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梁振英制造难题。而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接受采访时，同样神经紧绷的说道“香港和内地并无引渡安排，特区政府所有执法，必需根据法律办事”。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曾有评论者指出，“政法沙皇”周永康领导大陆政法系统的十年时间里，让政法系统，尤其是公安队伍养成了蛮横、暴力、傲慢的作风。在“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中，正是公安系统让大陆民众习以为常的自以为是，一点点蚕食了香港人心中本就脆弱的信任感。这次陆港之间初步建立起的通报机制，既是“阶段性成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大陆公安机关此前的无动于衷“填坑”。对于未来，林荣基案并不应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推动通报机制的有效落实，再不要因为这些无谓的错误损耗陆港之间宝贵的政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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