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袁凌辞去工作从北京回到家乡，那是陕西一个叫八仙镇的地方。那年春节回乡，袁凌看见大河转弯处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毫无装修的水泥墙外表粗粝，曝露在西北的暮色里，“很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大河平滑地流淌，这种断裂的危机感立刻抓住了袁凌。
在辞职前，袁凌已在中国的调查新闻界崭露头角。同时，他也在为小说创作搜集素材，家乡的断裂感显然是一个值得叙述的母题——工业污染渗透到了中国腹地的山沟，与此同时，外出务工、留守儿童这些后来困扰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开始对当地发挥影响，传统中循环式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终结了。
袁凌的农村生活持续了一整年。回到八仙之后，袁凌和一位算命先生住在废弃的粮管所，之后搬到前妻家的村道小店。袁凌得以深入全面地审视家乡，楼房已经随处可见，但袁凌觉察到他的故乡为走进现代社会付出了巨大的地质代价。由于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险滩成为水库，下游河道逐渐干涸风化。
与之对应的，袁凌熟悉的长辈们已经老去，乡村的路上很少遇到年轻人。“土里埋的人越来越多，活人的数目却在削减。” 袁凌的结论也许过于简答，且带有某种环保主义和反工业化色彩，但那的确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乡村完蛋了。”
回馈这段经历的，是一部长约30万字、包括九部中短篇小说的小说集。这让人不由想到1988年的陈忠实，那时他同样是回到西安郊区的老家隐藏起来，用四年时光完成《白鹿原》的创作。
这份因卡夫卡而激发诞生的文稿，在完成创作后又等待了11年，才在201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书名为《我们的命是这么土》。那是他多年前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只有两只眼珠在转动。”
比起西安郊外的东蒋村，袁凌的家乡平利县承载不了《白鹿原》式的史诗素材。“解放军来的时候，（我家乡）抵抗一下，没有大的反抗，除了土匪流寇外，也没出过什么大人物。”袁凌顺理成章地放弃了对于历史的想象，而是回归于现实中的陕西山区农民的处境。用袁凌的话说，这本书里只是记录了九个“寡淡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双眼的男人，因艾滋死于异乡的女人，无人送终的老妇，同村一位意外瞎了眼的农民。袁凌相信，对于细节感的把握有助于自己避免在故事可信度上露怯。对陕西农民的所有塑造全都出自袁凌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不愿在真实经验以外再作添加，“我不多写，我放弃想象力。”
他甚至产生了更宏伟的抱负，譬如通过一个故事将人与熟地、荒地、动物甚至石头的命运联系起来，最终向读者展示人类和他们所处的环境间不可琢磨的关系。袁凌如此描述自己对于小说气质的想象：“一篇真正写农民的小说，也得具有田地一样疏松又凝聚的结构，以及语言。”
对真实感的塑造与对小说框架的抱负使得袁凌避开了中国传统乡土小说的陈规旧习，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看到过去陕西作家惯有的对于农村文化的猎奇描述与对于中国农民性压抑的动物式渲染。
在袁凌的故事中，一切人物的命运均有因果可循。调查报道与虚构写作的元素相互交织在袁凌的作品里，使得那些琐碎、沉郁的人生变得如此可信。以至于读者很难将自己对于陕西平利的联想抽离于小说之外。
或许这种经由调查记者训练而来的真实感塑造恰恰是袁凌折服读者的得意技巧。即使在写了许多年小说后，袁凌仍然会感觉自己的小说还是带着非虚构的性质。“并不是因为缺少经验，才依靠想象更多的东西来写小说。而是生活经验多到可以让我们写小说，如果生活经验少一点，可能只够我们写非虚构。”
十年前的作品出版，袁凌感受到了时过境迁，“我笔下的农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感情丰富了一点。”
他举了个例子：“我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瞎眼农民，他听到水井的声音，在他没瞎的时候，肯定听得没那么清楚。瞎了以后，他的听觉被迫去灵敏起来。为什么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因为以前这个井是他打的，在他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这是不是意味着袁凌违背了“放弃想象力”的初衷？面对书中类似浪漫化的情节，已过40岁的袁凌坦言，“如果是现在，我会更节制。”
袁凌生于1970年代初，出版过两部小说，另一部《我的99次死亡》也耗费了13年时光。他的研究生导师、评论家郜元宝曾经对袁凌慢工出细活的生产方式大加赞赏。郜元宝认为袁凌最好的作品是从未出版过的小说《我的重庆生活》，“他自己都不知道写得有多好”。
乡村生活并未在袁凌的计划中持续下去，他于2006年重新返回了北京，从那以后，他通过更实际的方法参与推动乡村公益项目。袁凌成为NGO志愿者，并开展了属于自己的长期项目，定期带领摄影师下乡采风。
袁凌继续寻找拯救他梦中乡村的途径，除了公益，袁凌努力和乡村建立某种实际联系。他曾帮助过去的女友建设山货品牌，但这项尝试不幸归于失败。甚至他还保留着一个在乡村定居的想法：“我的户口已经转到我出生的镇上去了。我想和乡村建立直接关系，我不玩虚的。”
新闻仍然是袁凌的工作重心，2012年以后，特稿《走出马三家》、《守夜人高华》陆续问世，他被公认为中国最出色的调查记者之一。在结束了《我们的命这么土》的创作后，袁凌计划两年内完成他的新小说《生死簿》。
“还有一部小说，初稿已写好有四五年了，可我怀疑我还要过二十年才能把它的拿出来。我最近还有一本书在香港出，这本书从最初想要写它到后来写出来周期是十年，所以我的写作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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