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王健民，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林荣基，比较幸运，一是他可以假装认罪配合，及时回到香港后，大胆讲出真相；二是不论官方如何遮掩，林荣基如何复述描绘，港人普遍相信他是违心地被强迫地前往大陆的，而且更为令港人紧张的是，他们坚信李波等人是在香港被带走的，也就是说，兔死狐悲，港人感到这种动辄抓人的恶行，正在身不由己地逼近，以前“一国两制”的屏障似乎已破碎，故此，上街声援游行或发表言论同情和关注的人很多，而王健民桉则显得有点冷清。
其实，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中共对流行多年的香港刊物内地发行的趋势，采取打压的方式，已进入实质性的动作和收网阶段，始于两年多前的王健民桉，当2014年儿童节前夕，王健民被抓时，他的地点是在深圳，执法的警察是深圳公安局的人，尽管他们采取故意叫他的孩子太太都在现场的恐吓手段，极尽卑鄙和野蛮，但港人似乎反应并不激烈，如同晨钟书社老板姚文田一样，近年警方抓人太多太烂，港人很快就遗忘，但对铜锣湾书店的一些商人则大为不同，除了前述一些特点，可能还因为港人普遍关注做生意而忽略政治吧。林荣基等人的被抓，使更多经商的港人深感恐惧，他们产生一种朝不保夕的颤栗，强烈要求互保和协作的行动，林荣基的记者会标志着一种集体抗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平心而论，我很敬佩资深媒体人士王健民，而不屑于桂民海之类的书商，他们与健民不可同日而语，健民做得是一项事业，而林荣基等搞的纯是一种生意，由于生意只讲金钱交换的利益，所以，近年来他们发行的一些书大多格调低下，胡编滥造，东抄西摘，涉嫌侵犯版权，严重败坏了新闻自由和与论监督的声誉，由于和中共党内的一些派别联系，获取一点独家勐料，又触怒了某些权势者，故中共高层非常警觉，这大概就是他们不惜跨境抓人的原因吧。假如他们按照香港的法律办，聘请一些有名的律师，花点小钱，以诽谤或抄袭的罪名去起诉他们，可能效果会更好些，也当然不会引来港人对铜锣湾书商的同情。
中国的悲剧就在这里：领导人迷信于大权在握，没有耐心走法律程序，虽然有点崇拜李光耀，但泱泱大国比新加坡不知大多少倍，派几个便衣警察去香港或曼谷抓人是很简单的小事，却没想到，或者也不在乎港人普遍的紧张情绪，现在，港人有不少怀念邓小平的，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确是一个务实的创举，但假如他活到今天，可能也不能容忍和坐视港刊和港书遍及内地大街小巷的现实。而这些书的内容对中共来说，通通都是负面的。我举一个例子，1999年，我到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采访，当地宣传部的官员带我到一处胡同里的书市参观，那里大约有1000米长，开小书店的和摆地摊的全是出售港台的盗版书，什么书都有，几乎历年出版的比较有名的着作全有，只是印刷质量太差太糟，但这一点不影响它的销量，因为它的价格很低廉，据说，许多监狱，看守所，诫毒所，都是印这种书的，这是很多人赖以为生的好工作。而香港原版书的享用者大都是商人和官员。我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采访，某副市长请我到家里做客，他向我展示书架上数以百计的港台版书籍，还一再说都是朋友送的，他几乎每一本都读过；另一个当过省委书记岳奇峰秘书的领导，还与我谈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感想，令我惊奇的是，他什么都知道，可见港书对大陆的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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