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流域遭遇空前的水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7月中上旬开始，连续的暴雨导致南京各街头巷口的低洼卑湿处水势泛滥，几成泽国。道路上的车夫苦力，纷纷选择裸胫涉水；汽车飞驰而过，水花溅起丈余，行人躲闪不及遍体淋漓。连日的暴雨，不但使得路面积水，还造成了人身伤害。据《中央日报》报道，科巷民业公司附近的水塘，因连日天雨，池水高于岸际，一名20余岁的男性不慎失足落水身亡。仓顶一位住户的房屋因年久失修，东侧山墙倒塌，将4岁幼女压倒受伤。受水灾影响，南京的社会经济也遭受比较严重的损失。据1931年9月南京市社会局的调查，南京城内受淹面积达7.128平方公里，房屋及财产折合损失超过10万元，淹没田地10万余亩，灾民人数约4万人。
近日连续的大到暴雨使得南京多条河水位暴涨，引发内涝。
南京城内涝何以发生？
1931年南京水灾之所以如此严重，气候环境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这年气候极其反常，雨带稳定在江淮流域长达一两个月之久。流域内大部分地区持续暴雨，几无晴日，降雨日比常年多出一倍，降雨量比标准雨量多1—2倍，部分地区甚至高出3—4倍。
其次，长江流域调控洪水的能力下降。当年长江上游山洪暴发，其时又恰逢江水潮涨，中下游水位陡涨。南京城内，不但原有积水无法宣泄，更有江水灌溢，若是江水水位不回落，城内积水就无法排出。
再者，就南京城而言，城内河渠排涝能力不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城市人口激增，土地开发加速，许多水塘因此被填塞，政府又不重视疏浚河渠、清理沟渎，一旦发生大水，城内既无宣泄之路，又少潴积之所，也只能横溢四处。
为了将城内积水及时排出，自7月上旬始，南京市工务局雇工人自中山路至望辕门挖了一条2000米的明沟，引城北之水由金川门流入长江。同时挖通城内未能连通的水塘、水沟，并另辟沟渠一条，使积水由秦淮河出水西门。此外，该局还加派工人，深夜抢工安置道路沟管。
在排水的同时，为避免城外玄武湖水倒灌，工务局将台城内外两个水闸封闭。由于秦淮河水在大雨后已经满溢，水位高于江面，因此每日还能从西水关排出一些水。至8月中旬江水暴涨，秦淮河水虽仍高于江面，但每日流出水量过少，工务局遂从无锡、常州、芜湖等处租借10余架抽水机，开始进行人工抽水，其中西水关装置8架，朝天宫2架，水西门2架。
约在8月底，江潮水位开始超过南京城内水位，秦淮河水无法通过西水关自由流出，城市内涝情况开始变得严峻。至9月15日晨，江潮陡涨，不仅淹没了下关等地，并且倒灌入城。城南奇望街一带水深四五寸，四象桥附近则二三寸不等，城北鸡鹅巷一带亦水深寸余。加上连日阴雨连绵，使得此前数十日的抽水工作付之东流。
1931年南京水灾区域图，图片来自建设委员会设计处编印《调查全国水灾情形初步报告》。
如何解决灾民生计？
7月上中旬南京灾象已成时，下关、汉西门、水西门等处便有大量底层灾民饥困难堪、无处栖身。23日起新一轮大雨袭来，江水、河水一齐暴涨，水西门外沙洲圩被冲破，灾情惨不忍睹。为紧急救济这些灾民，国民政府内政部于25日召集讨论赈济办法，决定组织首都水灾急赈会，专门办理急赈事宜。
首都水灾急赈会由行政院、内政部、赈务委员会、南京市政府和首都警察厅派员组成，下设总务、调查、募集、赈济四个组，各组工作分别由一个机关具体负责。其中，总务组由内政部负责，主要职能为筹划会务、编辑记录、典守印章、收发缮校等；调查组由首都警察厅负责，主要职能为履勘灾情、调查灾户、统计损失、稽查赈品等；筹募组由南京市政府负责，主要职能为募集赈款赈品、筹募接洽宣传等，赈济组由赈务委员会负责，主要职能为收放保管赈品、采购运输赈品、散放赈款赈品等。
为了更好地募集赈款，地方公共团体或热心地方公益的士绅被聘为名誉会员。南京商界如濮仰山、韩万松、苏民生、杜哲庵，慈善团体如魏家骅、李应南、张竹居、蒋仲翔，还有妇女救济会唐国桢等人，都是首都水灾急赈会比较早的名誉会员。为扩大募集范围和影响，该会很快又决定聘请上海方面的著名人物，如杜月笙、王晓籁、袁履登、虞洽卿、方椒伯、黄金荣等也都成了急赈会的名誉会员。
首都水灾急赈会的赈款、赈品除由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分别拨发外，还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如请上海商会、银钱业公会、中国济生会、红十字会、慈善团体联合会、华洋义赈会等筹募捐款。其中，南京大戏院举办魔术、戏曲义演，所收票款全数助赈。南京各大电影戏院，如大世界、新光、国民、首都、一洞天等九院，以门票收入筹得赈济物资。许多商店也自动将门市收入提款助赈。此外，一些外国驻南京总领事也募集到不少捐款。根据统计，急赈会工作期间，共获得赈款5万元左右。
首都水灾急赈会存在时间很短，7月下旬成立，9月初奉命结束，不过一月有余。在这段时间里，该会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收容灾民，发放口粮。在受灾情形最为严重的下关、水西门、汉西门，急赈会共设立灾民收容所11所，陆续收容灾民3.5万余人。灾民有此居所暂住，至少免受露宿之苦，每天每人还有馒头、大饼充饥。急赈会“支持月余，待哺哀鸿，得以苟全”。
散放赈款。8月30日，急赈会开始散发赈款，挨个为城内警察局辖境内的灾民发放赈灾款，根据受灾情况的严重程度和家庭人口的多寡，急赈会给予标准不同的赈款。其中南京城内第七、八、十一警察局辖区境内设有收容所，灾民每天发给馒头、大饼，因此这三个区的灾民没有收到赈款。
普遍放赈后，急赈结束，随后便转入到水灾救济与善后阶段。
9月5日，首都水灾救济会正式成立，由赈务委员会、南京市政府、首都卫戍司令部、首都警察厅、市党部及社会局、工务局、卫生局派员组织，接收首都水灾急赈会所设立的各灾民收容所，并继续办理。同时接收下关各界救济本埠水灾委员会，拟请宋子文续拨赈款。与此前的首都水灾急赈会相比，首都水灾救济会的参与机关更多，运行时间长而所起作用大。在8个月的存在时间内，首都水灾救济会收入的赈款超过16万元，其中奉拨赈款近13万元，一方面继续施赈，另一方面收容灾民。此外，救济会也从社会力量中获得了大量赈品和帮助。南京基督教组织于1932年1月30日在三牌楼太平桥开设粥厂，前后开办两个多月。金陵神学院学生每日来粥厂服务，每周救助千余人，而且人数每周递增，多则有四千余人。
另外，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也参与了水灾善后工作。在卫生防疫方面，该会就霍乱等疾病的发生原因及预防方法，逐日编撰最浅显的宣传文字，送请各报登载，并印制简单图画，分贴大街小巷。而且，在南京设置有临时舟车检疫所1处，检查来往旅客有无感染疫症，并施行预防注射；设置了5支巡回防疫队，逐日分往各灾民收容所挨户注射。注重清除粪便、垃圾，同时进行掘沟、疏泄等工作，尤其注意灾民饮水的消毒和卫生，并对井水进行消毒。
1931年这次特大洪水，全国16个省范围内有八千万人受灾。
如何遣散外来灾民？
其实，首都水灾救济会后期继续施赈和收容灾民工作的一部分对象并非南京城内受灾群众，而是从各地来南京乞赈的灾民，为此首都水灾救济会还另设了几个施赈处和收容所。其中，浦口地濒长江，地势低洼，附近州圩悉被淹没，损失不可计数；加之位处津浦铁路终点，皖北一带的灾民也来此乞赈，多次向首都水灾救济会请赈，于是救济会在9月11日设立施赈处。原本经救济会调查，亟待赈济的灾民近6千人，而后来每日逃难来此的乞赈者竟高达千人，秩序很难维持，于公共安全和卫生方面也有妨碍，因此救济会决定散放一次急赈后，将这些外地灾民遣回原籍谋生。据统计，领赈者约有1.5万人。
然而，10月水势渐退，还有大量无家可归的老弱妇孺，若不暂行收养，势必将会造成大量死亡的惨剧。在此情形下，首都水灾救济会于月中择定三牌楼广东山庄一带，租赁民地，赶建芦棚，筹备收容，并于11月1日成立鸿泰岗灾民收容所。另外，在龙池庵设立分所，以扩大收容能力。
收容所的芦棚用芦席搭建，共430余间，每间约可容纳10-15人。每人给草2斤，铺地御寒。后因灾民日众，不敷住宿，于是又增建了30余间，可容纳灾民500人。然而，外地灾民还是源源不断地到来，原有芦棚难以容纳，但又不忍将其拒绝，不得已只能斟酌人数，给予芦席、油纸等物，准许他们自行搭建小棚，以御风雨。
衣食方面，救济会给予住所灾民每人每天4个馒头，栖宿岗外灾民则给2-3个。每人登记后发给棉衣一套，并酌情发给被褥，幼小者加给鞋帽袜等，大体保证了灾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此外，灾民收容所还在灾童教育、医疗卫生、警卫消防等方面有所安排，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灾民的生存状况。
据统计，鸿泰岗灾民收容所及龙池庵分所，成立时共收容灾民约1万人。此后随着灾民日增，至1932年4月结束，连同岗外棚户及露宿灾民，合计约2.5万人。
虽然南京不忍拒绝外地灾民，但是越来越多的外地灾民涌入南京自然也就产生了问题。
首先，首都水灾救济会赈款有限，外地灾民一再涌入，使得该会“颇感赈款之缺乏”，不得不限定每月的赈款、赈品。其次，各地水势渐次消退后，仍有为数不少的外地灾民滞留南京，若不令其早日返回原籍，从事春耕播种，农时必然会受耽误，进而影响受灾地区的灾后生产恢复。第三，南京作为当时的国都，乃全国枢纽，“各处难民潦倒不已，不但给养发生困难”，而且“万一良莠混杂，治安方面，亦必受其影响”。为了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首都水灾救济会决定通过散发急赈的方式，大规模地遣散各办事处的外来灾民，并决定遣散工作结束后即关停办事处。
各办事处结束后，外地灾民顿减。但好景不长，鸿泰岗灾民收容所成立后，“各地灾民复千百成群，围集乞食，餐风露宿，情殊可悯”。因该所容量有限，故决定参酌路程远近，发给一元或五角，将灾民遣散回籍。如1931年11月，安徽蒙城灾民700余人绕道来到南京，经首都水灾救济会函请商路局备车运沪收容。又如1932年1月，河南西华、扶沟来南京的800余灾民，亦由该会商请首都警察厅给资遣散。
1932年2月，鉴于天气开始转暖，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拨发5万元，规定苏皖两省灾民每人发给2元，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河北等距离较远省份的灾民每人发给4元，作为他们回籍后修葺房屋和添补农具之用，并请津浦、京沪两路局备车免费运送。回籍后灾民生活若还有特殊困难，可通过首都水灾救济会商请各省酌量赈济。
综合来看，面对1931年的这场大水灾，首都南京的救济与善后工作，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其他受灾地区相比，作为首善之区的南京，政府强力介入公共领域、国家主导水灾救助的特点更为突出。当然，水灾救助社会化的一面也不无体现，如赈衣的募集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捐助，粥厂的开办则得益于宗教界的贡献，经过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在这次赈灾中也做了诸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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