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在回答记者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时，做出“要有计划地开展对社会关注度高、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的研究”的表述。长时间以来，中共对其党史上诸多敏感问题一直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党内部分开明学者多年来也不断呼吁能够有更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张树军此番的表态可以视作中共的一大进步。
官方提出“研究敏感党史”仍有部分敏感问题未放开（图源：VCG）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张志军的措辞，还是整场新闻发布会的语境，以及中共目前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位，都暗示了中共对敏感党史的开放不会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可以对文革、“六四”等重大话题进行完全的自由讨论，而是要将敏感党史的研究限制在官方可控的范围内。不过有观点认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早已开始了对党史研究的“布局”，现在要求有计划的研究敏感党史是要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练兵信号”，待宣传队伍强大到可以自如应对复杂舆论环境的时候，可能会对敏感党史的讨论进一步放开。
罕见提到“敏感党史”
在7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树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妄图“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虚无主义。目前，中共应对并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动应对，二是坚持正面应对为主，三是坚持严格区别对待。在讲到第二方面时，张树军表示，要有计划地开展对社会关注度高、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的研究，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以富有说服力、感染力的党史成果占领党史舆论阵地。
张树军的这番论述，外界普遍认为“非常罕见”。在中国大陆，文革、“六四”等中共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事件一直属于“禁区”，中共官方对于这些问题讳莫如深，学术界极少有人涉及，在公共空间更被视为敏感词而被过滤掉。很多中国民众甚至只能从网络防火墙外零星流传进来的信息去了解文革、“六四”等历史事实，而这些信息还往往真假难辨。
中共官方的这种态度也常常被国际社会批评为“历史包袱太重”。连中央党校的一些教授都曾在非正式场合表示过，党史上敏感的事件、人物同样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但每每涉及这些内容，自己的研究总会“受限制”，特别是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成了党史研究的一大遗憾。而一些学者的党史研究著作甚至没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只能在其他国家发行面世。
因此，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有计划的开展对敏感党史研究”的表态，反映了中共官方在历史问题上趋向开放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大进步。更有一些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兴奋的表示，在这样的指导思路下，抗战时期的肃反、1957年“反右”、文革、庐山会议、“六四”等中共历史上具有争议的事件，以及事件中涉及的争议历史人物，将逐步“脱敏”，不再是公共空间中的“过线”内容。
“完全放开”时候尚早
然而，细看张树军在发布会上的讲话，恐怕无法得出如此乐观的结论。有关“研究敏感党史”的论述，只是张树军表达中共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所采用手法的其中一种，话题始终聚焦在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上。也就是说，“研究敏感党史”被中共高层当作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工具”而被提出，虽然客观上呈现出一定的“开放”趋势，但出发点并不在于放开对历史争议的讨论。
而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中共高层及理论界在进入2016年以来更是多次发声：早在4月初网络上流传的“王岐山书记在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工作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辅导报告”这份内部讲话中，王岐山就针对一些人抹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严肃批评；习近平的“七一”讲话以“不忘初心”为主线，用很大的篇幅回顾中共历史发展，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当于从另一个方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回应；就在7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机构联合举办了“党史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研讨会”，也着重强调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张树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是中共表达自身历史观的又一次发声，“研究敏感党史”并不是主要内容。
真正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唱主角的，除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书《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本经过长时间酝酿、编纂的“党史研究重要成果”在2016年6月26日就已经出版，大陆官媒也已进行过宣传。在发布会上将这本书进行“二次推广”，一方面是配合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正面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案例而出现，即张树军所说的“以富有说服力、感染力的党史成果占领党史舆论阵地”。其背后透露的信息是，“研究敏感党史”必须在中共核心理论机构的领导下完成，且研究范畴、研究目的都要在可控范围内。这与中国的自由派们所设想的情境相去甚远。
此外，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定，也能窥得中共目前“研究敏感党史”的尺度。虽然张树军强调“不能把一般的学术研究都叫做历史虚无主义”，但却在论述中举了“狼牙山五壮士”的例子，话里话外将洪振快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视作“诬蔑”，把中央党史研究室所写批驳文章当做“在新媒体上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范例，还提到了“五壮士”的后代打官司胜诉。
事实上，法院对于“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洪振快损害其先人名誉一案的判决，在中国学者与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争议，以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洪振快的文章属于严肃的历史探究，其中一些“可能令‘五壮士’光环褪色”的细节（比如两位幸存者究竟是跳崖还是溜坡、五名战士是否偷拔了老乡的萝卜）不仅没有损害“五壮士”的名誉，反而更加证实了故事的整体性与宏观层面的真实性，还因为回归了正常的人性而更有感召力。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封杀历史研究的自由空间，反而有可能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避难所。可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法院的判决标准，还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为代表的中共官方的态度，都认定一篇考证“狼牙山五壮士”具体细节的文章“损害民族情感”、“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很多大陆知识分子期待的放开对文革、“六四”等问题的讨论，就更成了一种奢望。
事实上，张树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很明确，“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研究和宣传的关系”。政治从来都拒绝幼稚病，文革、“六四”等之所以成为“敏感党史”，是因为它们不是孤立事件，均牵涉了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做一个“放开讨论”的决定很简单，可一旦放开，面对的就不单单是解决几件事、几个人的问题，事件所处的整个时代都要因此重新检视。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从执政合法性以及社会转型期的执政稳定性考虑，短期内也不会轻易放开对“敏感党史”的讨论。
未来走向说法不一
有观点认为，中共要想带领中国成为一个能够承担国际责任的国家，就必须面对这些敏感的历史事实；既然已经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上开了“研究敏感党史”的头，不如就像当年的改革开放那样，“步子迈的大一点”，毕竟该面对的早晚都要面对。何况中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上世界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阶段，现在已经逐步迈入了民族复兴的第三个阶段，中共完全可以借“敏感党史”掀起整个社会的又一次“大讨论”，出台第三份“历史问题决议”，从而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契合“四个自信”的要求。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自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中共领导人上任伊始，对党史研究、历史观塑造的“布局”就已经开始。但中共的宣传系统显然还没有跟上习近平的新思路，从对中国梦的宣传，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再到中央文艺座谈会，宣传部门每一次的决策部署都与中央意旨发生偏差，属于典型的“歪嘴和尚念坏了好经”，以至于中纪委在6月8日发布的对中宣部的巡视意见反馈中，以罕见的严厉措辞列举了中宣部的“五大罪状”。如果此时放开对敏感历史问题的讨论，从理论到舆情，中共都没有太高的胜算。所以从2015年年底开始，从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到王岐山的内部讲话，再到习近平的“七一”讲话，都发出了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突破旧有宣传模式的“练兵信号”。目前以谨慎的态度“开展敏感党史研究”，是一个“锻炼队伍”的党建过程，待宣传机器强大到可以自如应对国内外复杂舆论环境的时候，中共可能会对敏感党史的讨论进一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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