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对林彪的三气周瑜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叶群作了揭发罗瑞卿的发言，林彪授意叶群对罗瑞卿的指责和诬陷主要有三个方面。但是，前者因刘亚楼已死而没有证据；后者同样没有旁证，与会的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也有人同意这一看法。康生便把叶群对罗的诽谤称为“罗瑞卿对林彪的‘三气周瑜’”。

第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图源：VCG）

1964年8月间，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汇报中，毛泽东决定：取消军衔制。罗瑞卿回京后立即向正在兰州养病的林彪报告并请他指示。林彪又增添了几分不快。他怨恨贺龙、罗瑞卿又“越位”直接去见毛泽东，把他撇在一边。他打算向罗瑞卿动手并开始寻找整罗瑞卿的突破口。不久，他得知在军委扩大的办公会议和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进行总结时，都提到了少数单位在军训中有拼凑尖子、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倾向，即决定以此作为整罗瑞卿的突破口，给罗瑞卿倡导的比武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11月下旬，他派叶群插手总政工作组在第一二七师三七九团的“调查研究”，搜罗攻击罗瑞卿的炮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叶群接连炮制了《关于一连单纯军事观点的报告》、《关于四连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报告》、《关于七连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的报告》、《关于团党委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的报告》。12月下旬，叶群带了这四份报告，到广州与林彪会合。林彪听取了总政工作组的汇报后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44））总政工作组将林彪的指示打电话传达给罗瑞卿，罗听后表示：“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

12月29日，林彪亲自审定了工作组整理的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林彪这一指示出笼后，罗瑞卿在组织纪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予以抵制。

12月下旬，《解放军报》起草了充分肯定1964年军训成绩的1965年元旦社论。罗瑞卿审阅修改后，发到广州请林彪审定。林彪看后十分不满，指示在广州的总政工作组按照他“突出政治”的指示重新起草。于是相对于罗瑞卿审阅过的“北稿”又有了一个“南稿”。罗瑞卿看了南稿后，感到两稿差距太大，无法统一，便打电话将南稿起草人召回北京研究如何修改。12月31日，由于第二天社论就要见报，不允许久议不决。罗瑞卿即决定，仍以北稿为基础。尽管此稿不得不加上“一定要突出政治”的字样，但仍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的成绩，因而减轻了林彪指示负面的作用。

1965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第八次扩大的办公会议听取了总政工作组在三七九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讨论了林彪的指示。在会上，许光达、杨得志、杨勇、陈再道、秦基伟、廖汉生、皮定均、袁升平、王必成等一致认为，应充分肯定1964年军训的成绩，肯定郭兴福教学法。李作鹏、吴法宪的发言强调了突出政治，但他们只占少数。

罗瑞卿看到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的成绩，不安心情有所缓和。他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既要突出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又要把政治工作落实到军训及其它各项工作中去，不要搞空头政治。在解释林彪的把时间让给政治的原则时，他引用林彪过去讲过的话，提出：在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位的同时，在时间分配上，军训时间要多于政治训练时间。罗瑞卿还提出，1964年的工作是全面的选步，军训成绩显着。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毛病在比武之前就存在，比武中也曾发生过，并多次作过批评、纠正。针对林彪关于比武冲击了政治的指责，罗瑞卿具体解释道：“林总讲的是苗头。如果对这些苗头不加克服、不加制止，不及时敲警钟，让它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偏向。”

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叶群作了“揭发”罗瑞卿的三次发言。林彪告状的信和呈送给毛泽东的11份材料均作为会议文档印发。会议开到第三天，决定将正在西南边境察看地形的罗瑞卿接到上海，予以隔离，进行背靠背的揭发。

林彪授意叶群对罗瑞卿的指责和诬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组织比武，奉林彪之命修改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和1965年元旦社论，在军委第八次扩大的办公会议上的讲话，都成为“罪证”。二是说罗瑞卿反林彪，要夺林彪的权。叶群说，罗瑞卿曾授意刘亚楼向林彪提出了四条，即：一、林彪要上政治舞台；二、叶的任务是保护林的健康；三、要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由他负责”，而“总长不会亏待你（叶群）的”。叶群还说，1964年国庆节期间，罗瑞卿去看林彪，向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还大喊：“不要挡路”（（47））。

叶群这一指责是严重的。但是，前者因刘亚楼已死而没有证据；后者同样没有旁证。与会的许多人表示怀疑，邓小平听了叶关于刘亚楼的揭发后尖锐指出：“这是死无对证”。刘少奇听了叶群对他的单独汇报后直率地说：“难以置信”。陆定一听了叶的发言后说：“真是奇闻”。但是，也有个别人为林彪、叶群帮腔。康生便把叶群对罗的诽谤称为“罗瑞卿对林彪的‘三气周瑜’”。

林彪得到第八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的信息后，感到光靠指责比武未必能整倒罗瑞卿，不得不退后一步，表示：1964年的军训发动了群众，以我为主，打破了教条主义框框，创造了许多经验，成绩是主要的。他提出，由罗瑞卿主持对他的指示作进一步修改。在修改中，每动一处，罗瑞卿都要打电话给叶群，再由叶请示林彪，林同意后才落笔。重大修改主要有以下三处：

一、在“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后面加上：“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

二、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一句：“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

三、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

林彪虽然表面上同意了这些修改，实际上对罗非常忌恨。从这时起，林彪开始对罗瑞卿多方刁难。

1965年5月2日，罗瑞卿赴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林彪拿出了《毛泽东选集》和党章，在向罗宣读了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有关章节后，对罗宣布了所谓“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的五条“规定”（（45））。

5月下旬，在作战会议上，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林彪看到登载这一信息的会议简报，于5月25日指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档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他指名道姓地提出，简报上“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46））。

挨了林彪几次整，罗瑞卿在处理同林彪的关系上更是如履薄冰。他按照林的规定，定时前去“通气”。8月初，林彪夫妇住在大连，在北戴河的罗瑞卿要求前往“通气”。叶群同意后，罗瑞卿冒着有雷暴雨的恶劣天气乘飞机到大连向林彪汇报工作，包括为林起草《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情况。林表面客客气气，但就在罗走后不久，他即宣称有病，要罗在两个月内不要再来“通气”。9月初，林彪转移到苏州。路过北京时，仍拒绝接见罗瑞卿。罗无奈，便改为书面“通气”。

两个月后，罗瑞卿去上海向林彪“通气”，又一次被林拒绝。这一期间，罗瑞卿由广东沿海向西，顺着国境线看地形，并参与了对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修改。罗瑞卿在琢磨工作，而林彪却在“琢磨”罗瑞卿。

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同日，杨尚昆被解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1月18日，林彪发出《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提出：“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几天后，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批判。“文革”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1月25日，罗瑞卿随周恩来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柬埔寨首相朗诺。罗瑞卿想到苏州去看林彪，但怕吃闭门羹，便向毛泽东提出，要去看林彪。毛泽东同意。于是，罗不通知便到了苏州。但林彪已经知道罗要来，叶群也由她搞四清的蹲点地连夜赶回来，在另一间屋内秘密监听罗瑞卿同林彪的谈话。罗瑞卿汇报后，林未置可否。

在上海期间，江青曾找罗瑞卿，借口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要求在部队召开座谈会，以发动整文艺界。罗婉言谢绝。江青怀恨在心。翌年4月，她终于在林彪支持下，召开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炮制了整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罗瑞卿去看望林彪之前，11月18日，林彪曾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有一封短信。林彪的目的是通过对突出政治的强调，为反对罗瑞卿作准备。但未见毛泽东有何反映。罗瑞卿走后，林彪怕夜长梦多，于是又写了一封短信加上半年来苦心搜罗来的揭发罗瑞卿的11份材料，由叶群带着，于罗瑞卿走后的第三天乘飞机去杭州，向毛泽东做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用编造的材料告罗瑞卿的状。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进行了批复，表示完全同意林彪的看法。

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叶群作了“揭发”罗瑞卿的三次发言。林彪告状的信和呈送给毛泽东的11份材料均作为会议文档印发。会议开到第三天，决定将正在西南边境察看地形的罗瑞卿接到上海，予以隔离，进行背靠背的揭发。

林彪授意叶群对罗瑞卿的指责和诬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组织比武，奉林彪之命修改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和1965年元旦社论，在军委第八次扩大的办公会议上的讲话，都成为“罪证”。二是说罗瑞卿反林彪，要夺林彪的权。叶群说，罗瑞卿曾授意刘亚楼向林彪提出了四条，即：一、林彪要上政治舞台；二、叶的任务是保护林的健康；三、要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由他负责”，而“总长不会亏待你（叶群）的”。叶群还说，1964年国庆节期间，罗瑞卿去看林彪，向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还大喊：“不要挡路”（（47））。

叶群这一指责是严重的。但是，前者因刘亚楼已死而没有证据；后者同样没有旁证。与会的许多人表示怀疑，邓小平听了叶关于刘亚楼的揭发后尖锐指出：“这是死无对证”。刘少奇听了叶群对他的单独汇报后直率地说：“难以置信”。陆定一听了叶的发言后说：“真是奇闻”。但是，也有个别人为林彪、叶群帮腔。康生便把叶群对罗的诽谤称为“罗瑞卿对林彪的‘三气周瑜’”。

在会议上，对叶群的揭发，没有人能补充材料或予以证实。毛泽东还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在会议召开了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说：“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有什么就检讨什么。”（（48））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罗瑞卿返回北京。由于已无法与林彪共事，罗瑞卿请求辞去军队内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尽管如此，林彪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为了要使罗瑞卿“永世不得翻身”，继续炮制整罗的材料。从上海回北京以后，林彪、叶群又罗致了罗瑞卿一个新罪名，叫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罪证是，在修改为林彪起草的《（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时，罗瑞卿反对林彪“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

林彪和叶群还指使吴法宪作伪证，来证明叶群捏造的刘亚楼的“四条”煞有其事，从而坐实罗瑞卿“反林彪、伸手”的罪名。

在1965年至1966年之交的全军政工会议上，林彪指使一些人提出继续开会批判罗瑞卿的要求。经毛泽东同意，1966年3月4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简称3月京西宾馆会议），出席者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干部42人。会前，邓小平和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同罗瑞卿谈话，通知他要开会。邓小平对他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他作为战友给予的嘱咐。然而罗瑞卿仍然没有料到即将来临的批斗是那样的无情和残酷。邓小平在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后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会议中被指责为对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企图为罗翻案”。会后不久，彭真开始挨整。

这次会议一反上海会议的做法，由背靠背改为面对面。罗瑞卿一进入会场便感到气氛变了，过去关系密切的战友和同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同罗瑞卿划清了界线。一篇篇发言除了说罗瑞卿反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外，又给他加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罗瑞卿对于毛泽东历来是一片赤诚。“反毛主席”的罪名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而当“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修、反的代理人”等帽子一齐朝他扣来时，他的脑筋已是一片混乱。

为了过关，他在3月13日违心地作了过头检查，承认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几位老帅，骄傲自满等等。但是，通不过。吴法宪等说：“这些都是‘小鬼’”。他们要求罗瑞卿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作第二次检讨。但是，罗瑞卿怎么也检讨不下去。说他反对毛主席，要篡党篡军，这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如果承认了这些，生还不如死。罗瑞卿生性刚烈，参加革命后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污辱。他感到百念俱灰，于是，在3月18日从他家的三楼平台纵身跳下。然而，他又一次大难不死。但是，腿摔断了。他的问题随之升级，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似乎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后来，1967年1月15日陈伯达说：“这回尖锐的阶级斗争首先就从军队开始的，从反对罗瑞卿开始的。”这一说法不完全准确，它却道出了林彪、江青对整罗瑞卿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