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的干面胡同，长731米、宽8米，当年与禄米仓胡同遥遥相望，是明清两朝运储京官俸米通往禄米仓的必经之路。每每车马经过时尘土飞扬，如同干面粉漫天飞扬，胡同因此而得名。
北京四合院
明朝沿用元朝将北京街巷分为“坊、牌、铺”的格局，将干面胡同称为黄华坊，清朝时这里属于镶白旗。短短七百多米的距离，凝聚的人文历史不容小觑。几百年来，这里曾经卧虎藏龙：清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弟、贝勒穆尔哈齐的四子吴达海，晚清重臣李鸿藻，近现代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学者钱钟书、桥梁专家茅以升、历史学家翦伯赞及顾颉刚、社会活动家高士其、戏剧家焦菊隐、京剧大师梅葆玖等，都曾穿梭于这条胡同之中。
大宅门里的岁月变迁
人们走进去十几米，就能看到一扇破旧斑驳却依然气宇轩昂的广亮大门。在四合院的等级中，广亮大门专属于高级官员，由此可看出这座宅院往日的风光。它的第一位主人是晚清主战派重臣、“清流派”领导人、同治皇帝的师傅李鸿藻。此后高士其和顾颉刚也曾经在这座院子里居住，直到今天，顾颉刚的学生、八十多岁的王煦华老先生依旧住在这里。
年过八旬的王老先生满头白发，佝偻著脊背，颤巍巍地推著自行车赶了回来。进门后，他边走边勾画著宅院以前的模样：“最早的时候，一进门的右边是养马的马厩，左边是账房先生住的地方。”账房先生的房间应该就是四合院中的“倒座房”，一般住的都是大户人家的佣人，如今早已不见踪影，只看到迎面堆放的杂物，上面吊著一个摇摇欲坠的雕花窗棂，似乎在诉说百年的沧桑。
往前没走几步路是一道一殿一卷式的垂花门。眼前的垂花门显然已经丧失了“门”的功能。王老先生告诉本刊记者，相传高士其先生曾在此院中居住，因垂花门有石阶，不方便轮椅进出，有人就在旁边另开了一个平坦的小门，从此垂花门逐渐闲置，后来索性封堵起来堆放杂物。
“以前这里有一个大厅，上世纪60年代拆掉了，那时候只要跨过这道门，哪怕下雨也不用打伞。”他用手比划著，试图让人想像宅院中曾经有过中间大厅，以及抄手游廊，连接着垂花门、正房以及厢房。
经过垂花门，眼前是一座规规整整的二进院落，正房九间，铃铛排山脊，合瓦屋面；东西厢房各有三间，鞍子脊，合瓦屋面，组合在一起显示出不凡的气势，令人心中小有震撼。王老先生的家是这所宅院最好的房子，二进院的几间北房。房前还存有一株几近干枯的海棠树，传递著当年宅院主人“金玉满堂”的吉祥寓意。
尽管往日的荣耀早已不在，但从气派依旧的广亮大门、封堵的垂花门以及院内的海棠树，依稀可以想像出这所宅院最初的庄重有序，内敛含蓄，也不难感受到中式宅院所特有的委婉：对外注重隐私，收敛锋芒，关起门来自成天地。
大杂院的温情与尴尬
如今，这座大宅院却挤住着四十多户人家。从1950年至1960年，北京人口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常住人口猛增319.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9万人，1960年达到739.6万人（资料来源:《1950—197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变动特点》）。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抵挡不住人口的蔓延和渗透，原本一家一户的院子渐渐挤进了几家、十几家甚至几十家，久而久之成了大杂院。
不知不觉，昔日庄重威严的宅院被住户蚕食，随著垂花门被封堵，影壁消失，旧时诸多规矩与讲究也被一点点剥离。毫无血缘关系的几家人拉扯组合成为一个大家庭，人们想不亲密都难，原本属于一户人家的宅子，住进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平日里出来进去，谁家来了客人，每天吃什么，统统无法隐瞒。
四进院中的张先生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十八年，他一直盼著拆迁，言语间充满了无奈：到了冬天，门一开冷风就呼呼地往家里灌，无论是洗菜接水上厕所都得出门，很多人共用一个公厕，像王老先生那样有独立卫生间的家庭只是极少数。周围又没有大型超市和菜市场，日常生活起居非常不方便。如果家里来个朋友、亲戚越发显得局促和尴尬，胡同里连一个像样的待客餐厅都没有，全都是“苍蝇小馆”。如果有人开车前来串门访友，不仅没有地方停车，还常常卡在胡同里。他无奈地说，这里不过就是一个“城中村”，被遗忘的角落。
然而，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就处于大名鼎鼎的长安街边，北京城的二环内。周边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现代建筑群，展示著勃勃生机与活力，使狭长的干面胡同愈发显得如同干瘪瘦小的垂暮老人。
在人口日益增长而土地资源有限的中国内地，这样古老的四合院正逐渐从安身立命之所的角色中走出来，有的成为旅游景点，专供游客怀古，如北京的恭王府花园和宋庆龄故居；有的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翻新改造，成为真正的豪宅，标价都在上千万人民币以上。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四合院里的普通人而言，当四合院变成大杂院后，“独门独户”其实已经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它所能提供的生活品质，已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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