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美国诞生了香农,在中国诞生了蔡长年。
前者,创立了《信息论》,然后,像老子一样:“写完《道德经》,就骑青牛,出函谷关”,从此,几乎不再过问信息论和信息科技方面的事了。后者,率先将《信息论》引入中国,然后,像孔子一样孜孜不倦,身体力行,传道授业解惑50余年,把自己的一生,把儿子、女儿等家人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信息论事业,特别是信息科技推广应用方面的攻坚克难。
前者家族,神人辈出,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远亲中,单单一个爱迪生,就足以让全世界永远感恩。后者家族,精英无数,为推动中国电气和电子(EE)事业的发展,贡献突出:其长兄,蔡昌年院士,乃中国大电网调度管理体制的主要奠基人;其长子,蔡宁教授,乃信息通信理论新里程碑,网络编码,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其长女,蔡安妮教授,在多媒体通信与图像识别方面也是著作等身;其长女婿,孙景鳌教授,鞠躬尽瘁,倒在了信息科技的一线教学、科研岗位上……。
前者,被国际社会尊称为:香农博士;后者,被国内通信领域官、产、学、研、用等各界尊称为:蔡先生。
作为中国信息科技的首批领路人,为了推广、普及《信息论》,早在1962年,蔡先生就与其弟子汪润生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本《信息论》专著;发起并组建了“中国电子学会信息论专业分会”,并亲自担任首届主任委员;从此,信息论在中国才有了自己的舞台,若干精彩好戏才开始连连上演。“主任委员”这根接力棒,棒棒相传,终于在2007年“第八棒”时,传到了我手中。那时,我“当家才知盐米贵”;上任后,才明白:该“主任委员”的责任,真是重如泰山。
作为教育家,为给中国信息科技界,培养更多人才,蔡先生根据国家需要,在多所大学之间来回奔波、增援:1949年,加盟南开大学电机系;1951年,助力唐山铁道学院;1952年,领衔天津大学电信系有线电教研室;1955年,作为元老之一,创建北京邮电学院,从此,他就在北邮扎下了根,直至羽化西去。作为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他培养了新中国通信界的首批大腕;大腕们又培养出许多栋梁;栋梁们又代代相传,育成众多牛人。本人也有幸在硕士和博士期间,得到了他的真传;入职北邮后,也得到了他的精心栽培。如今,蔡先生的铜像,巍然屹立于北邮校园,永远激励着莘莘学子们,为祖国的信息科技事业前赴后继。
作为科学家,他夜以继日奋斗在实验室,成果突出,比如,主持研制了新中国第一代数据传输设备、第一台晶体管3路载波机样机、第一代1200/2400比特/秒数据通信系统;为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积极努力,把国内的信息论推向国际,特别是1988年,在其大力倡导下,“IEEE北京国际信息论专题讨论会”在香山胜利召开,从此,中国的信息论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终于有了一席之地。本人在密码破译方面的早期成果,也正是通过这次难得的国际会议机会,进入了世界同行的法眼。在全面促进国内信息科技进步方面,蔡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其业绩之丰,实难一一罗列。
作为双肩挑的高校领导,北邮副院长(副校长),蔡先生更是一个难得的好榜样。这一点,过去二十余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已经给予了充分证明,不需再详述。虽然,我没能力叫醒装睡者;但是,恕我直言,如今国内许多高校的书记、校长、副校长、副书记等,特别是所谓的双肩挑领导,在蔡先生面前,还真是相形见绌!若非要勉强给这些“学官们”画个素描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把握学校战略发展方向方面,蠢得像驴;在为学校做贡献方面,懒得像猪;在逃避责任方面,滑得像泥鳅;在争取个人(或自己的小课题组)利益方面,贼得像鼠;在独断专行、坚持己见方面,犟得像牛;在折腾师生方面,精得像猴。他们对上,乖得像猫;对下,凶得像虎。反正,一有机会,就把大家搞得鸡飞狗跳。更可悲的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像这样似人非人的“学官”,还被重视成大熊猫,越繁殖越多。他们拿权力当工具,只顾为自己捞好处,全然不在乎学校死活,更不关心师生福祉。经过他们的不懈破坏,终于把许多高校,从神话搞成了笑话。
我初见“蔡长年”这个名字,是1983年考研报志愿。那时,由于从小深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教育,所以,“长年”二字给我的铁定印象就是“长年在地主家干活的长工”。既然是给“地主老财”当牛做马的贫农,虽然苦大仇深、根红苗正,但学问可能不行,于是,我便不假思索地翻页而过。哪知蔡先生这位“长年”,早在解放前的1938年就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了,更于1946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并在加拿大多伦多贝尔电话公司工程部当过访问工程师,甚至还曾任民国交通部驻英代表处电信工程师。1947年初,回国后,受聘民国交通部电信管理局工务处处长。要知道,这样的“洋经历”,对当时我这个“土包子”来说,绝对是目瞪口呆。
待我怀揣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到北邮报到时,我更意外地发现:这位“地主的长年”竟然是北邮的镇校之宝,是全校仅有的三位“先生”之一。而且,我非常深切地感到,全体师生员工对蔡先生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对他的爱戴,不含半点势利,虽然那时他确实拥有官位:北邮副院长。北邮爱他,他也更爱北邮。只要对北邮有利的事情,哪怕吃苦受累,哪怕与他并无关系,他也要全力以赴。我本人便是蔡先生这种爱心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虽然从档案意义来说,蔡先生不是我的导师,但是,缘分天注定,我的导师胡正名教授与他竟然同属一个大课题组,所以,我的论文从选题、做实验,到撰写、投稿,再到毕业答辩等每个环节,基本上都是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特别是进入博士阶段后,导师胡正名教授、周先生(周炯槃院士)与蔡先生更对我倾注了无尽的关怀。能够得到北邮仅有的三位先生中的两位的直接指导,我真是三生有幸。每每想起此事,我就总感到心满意足!
导师用“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术来指导我;蔡先生用孔子的“精进有为”来帮助我;我自己也心怀释迦摩尼之慈悲。所以,至今我仍然,内存黄老,外示儒术;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以佛家为心。
蔡先生对待学问,那可真叫一个严:与他合著的每篇论文,都必须从头到尾反复讲解,每个公式都得来回推导,确保万无一失;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半点差错都逃不过他犀利的眼睛。论文在哪里发表,在什么会议上宣读,所用透明胶片字体多大,甚至对文稿油印有哪些要求等等,他都事无巨细地要过问。直到他脸上露出微笑,我们弟子才如释重负。特别是我的博士毕业时,他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此,我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蔡先生当主席,本身就是我的光荣,绝对值得夸耀和纪念;紧张的是,我能否承受得住他那超常的严苛质询,会不会在答辩中被挂在黑板上,下不了台!幸好,有惊无险,我的答辩获得了蔡先生的高度赞扬,这当然得益于他平时对我们的严酷训练。
岁月不饶人,1994年2月8日,蔡先生终因患癌症仙逝,享年79岁!
不过,在我心目中,蔡先生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许多良好习惯,已被自然继承,甚至,融入了我的生活。不少细枝末节,也都无意中被我保留至今,比如,信件如何拆封、图书怎么摆放、工作日历咋样标记等等。
我常常在想,现在,诸如书记、校长、院长、处长、院士、一级教授、二级教授、长江学者、杰青等等众多闪闪发光的头衔,其实都是镀金的,都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先生”,大家从心底呼唤出来的“先生”,才是少有的、真正的纯金头衔。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蔡长年教授就获得了这个无价的纯金头衔:蔡先生。
同样,如今,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发明奖、劳动模范奖、最高奖等等,这奖那奖一大堆奖,其实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都难以跨越生死。而真正能够穿透历史的大奖,是百年后(甚至几百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为他召开隆重的纪念会。今天我们大家,从全国各地的不同岗位走来,聚集在北邮教三楼136学术报告厅,这个以蔡先生的名字冠名的“长年报告厅”,来共同纪念蔡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其实就是在给蔡先生颁发这个历史大奖。当然,蔡先生获此大奖,当之无愧!
蔡先生,弟子我为您骄傲!您既获得了纯金头衔,又获得了历史大奖;一生操劳的您,可以安息了!
蔡长年教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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