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文集三卷
韬奋纪念馆
邹韬奋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家、出版家，也是我敬仰的文化人。早在60年代上中学时，我就读过他写的游记《萍踪寄语》。在那个缺乏外界信息的年代，我是从他的著作中获得了对于欧美国家的第一印象。这次到上海，韬奋纪念馆就成了我参观的一个重要目标。
韬奋故居
韬奋纪念馆坐落在重庆南路205弄53、54号。坐地铁10号线到新天地站下车西去不远就到了。这条里弄曾叫万宜坊，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街区。54号为邹韬奋先生的故居。1930至1936年，也就是邹先生主办《生活》周刊的时候，曾租住在这里。这是一排新式里弄房子中的一套，称为联排式住宅，上下三层。屋前有 2米高的围墙围护。走进前门，穿过小天井。是底层的会客厅兼餐厅，陈设简朴，一张圆桌、四把靠椅，沿墙四周安放着几张沙发和茶几。东墙挂着近代状元企业家张謇诗作的刺绣，为韬奋夫人沈粹缜女士精心制作；西墙挂着邹韬奋先母画像，体现了先生孝母之心。一、二楼之间的亭子间，是先生的书房兼工作室，摆着书橱，多系外文参考书。靠窗的写字台上放着笔、墨、文稿纸。就是在这间不到7平方米的斗室里，邹韬奋从事翻译和写作。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二楼是先生夫妇和孩子的卧室，落地门窗外是用铁栏杆围着的小阳台。三楼一度是韬奋的小女儿与她奶奶的住房，后来因经济拮据，转租亲友。整套房子为136平方米。
与韬奋故居相邻的54号，原来住着其他人家。后来改为韬奋纪念馆的陈列室，楼上楼下陈列实物、手稿和复制品等。睹物思人，让我对邹韬奋先生的一生有了基本的了解。
奋斗不懈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的笔名，取韬光养晦、奋斗不懈之义。他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永安，祖籍江西余江。父亲邹庸倩，做过清代的候补官。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办厂失败，仍寄希望于儿子当工程师。韬奋5岁时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孟子》等，后来进入上海的南洋小学，17岁进入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
韬奋在学校刻苦学习，各门功课均成绩优异。馆内陈列的成绩册，可看出他是第一名。课余大量阅读中外文书报刊，尤其醉心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等。他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自己宜作一个新闻记者”。在学校里，利用自己中英文的优势，从事翻译、撰述并投稿。1919年24岁时，他毅然从南洋电机科二年级转考到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学院校址）文科三年级。二年后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
1922年，韬奋进入黄炎培（1878-1965）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这就是他说的“出了校门就踏上了编辑之路”。1926年，在《生活》周刊创刊一年后，韬奋接任主编，提出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编辑方针。最初，往往是他一个人唱独脚戏。他替自己取了六七个笔名，如落霞、心水、孤峰、笑世等等。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此类推。而且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风格。当时总共两个半人撑起一个刊物，而写作编辑主要靠邹韬奋，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生活》周刊坚持面向读者。韬奋说：“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排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很快就使《生活》周刊成为全国知名的期刊。
《生活》周刊始终着眼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力求政治的清明”、“实业的振兴”和抵抗外敌成为办刊物的目标。刊登的文章生动活泼又切中时弊。杂志贴近民心的内容和富于个性与特色的办刊方针，使它从一个内部小刊物，变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山僻壤的有影响刊物，日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印数从2800份开始发展，最高销数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居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首位。但《生活》周刊鲜明的立场、激烈的言论，引起了政府的迫害，1933年被迫停刊。
1932年，韬奋在胡愈之（1896-1986）等人的支持下，在《生活》周刊社附属的“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韬奋当选为理事会主席。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大批进步作者，事业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在全国扩展到56家分支店。生活书店实际上是出版社和发行部门的综合，先后出版期刊20多种，《世界知识》就是其中的一种；还出版图书1000多种。今天的三联书店就是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于1948年合并而成的。纪念馆内陈列着当年所出版的部分书籍，12卷的《世界文库》特别惹人注目。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893-1933）被暗杀，身为执行委员的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7月14日，韬奋被迫出国流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苏联和美国，写下了大量的国外考察通讯。后来结集出版了《萍踪寄语》三集和《萍踪忆语》（1937年追忆），共60多万字。
回国后一年多，1936年11月22日，韬奋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的其他6位负责人沈钧儒（1875-1963）、李公朴（1902-1946）、沙千里（1901-1982）、章乃器（1896-1977，1957年被打为右派）、王造时（1903-1971，被打为右派）和史良（1900-1985）。史称“七君子事件”。在被拘押的8个多月里，韬奋完成了自传《经历》和追忆美国之行的《萍踪忆语》，编选了政论集《展望》，并整理编译了《读书偶译》出版。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韬奋仅用5天时间就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抗战初期，韬奋担任国民参政员。在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韬奋提出了几个议案，强烈要求保障言论自由、组织民众运动。1941年2月他秘密离开重庆前往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韬奋撤回内地，一度隐居梅县。次年化装后到达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癌症发作，韬奋秘密转回上海治疗。用过4个假名、换了5家医院，但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治疗期间，只要病痛稍有缓解，他就在病床上支起写作架奋笔疾书，撰写《患难余生记》。但是第三章尚未完成，便因病情转剧而辍笔，终于1944年7月24日病逝，年仅49岁。
纪念韬奋
2004年新发现了韬奋遗嘱原纪录稿，即由《生活》周刊另一负责人徐伯昕（1905-1984）笔录的《遗言记要》，是其子徐敏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与延安公开发表的《邹韬奋遗嘱》文字很不一样。韬奋表示，倘能重获健康，他绝不做官，而是要从事著述，恢复书店，继续办图书馆与日报，并打算撰写《各国民主政治史》。他还说：“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
与韬奋一起坐牢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对他了解最深，写到：“韬奋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也不是一个有任何党派关系的人，并且也不能把他看作只是一个新闻记者。他是一直并永远立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面对着现实，有知识便求，有阻碍便解决，有黑暗便揭发，只问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害。”
他的一生写过不下3000篇文章，1995年出版的《韬奋全集》共14卷800万字。1985年，经胡愈之、张友渔、叶圣陶、巴金等多人倡议，于1987年成立了中国韬奋基金会，设立了全国性的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作为对新闻出版编辑从业人员的最高奖项。
下面摘录几段韬奋的语录，以致纪念：
我们以为无论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己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
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
我最爱这几句话：不问收获，只管耕种，不计成败，只知努力。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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