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论在香港还是台湾，一股思潮不约而同地兴起，新兴的青年政党高呼“自决、独立”等政治口号，并以此鼓动民众参与他们的政治行动。但对于学界而言，这股潮流着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的名字就叫“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兴起于欧洲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哲学思潮，至今仍然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徘徊在港台两地，叫人迷惑，亦叫人疑惑。理由不是别的，只因“存在主义”作为一股思潮，并非一两位哲学家纸上谈兵那样简单，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思想家们的集体创作。如果我们不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把握，而仅仅从只言片语去理解或照搬，则无异于蒙着双眼摸索散落的花瓣，最后将陷入捕风捉影的尴尬中，不可能对它的过往今来和孰是孰非有准确的认知。
20世纪30年代巴黎咖啡馆，存在主义精神在四处洋溢 （图源：VCG）
存在主义的起源
任何事物皆须扣连历史脉络来掌握，更何况是由人脑产生的思想呢？思想家的精神结晶必然受制于他身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每种哲学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都是为了解答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时代不是被它拥有的东西所界定，而是由它所欠缺的东西，或所面对的问题所界定。
换句话说，一个问题的独特性就等同于时代的独特性。因此，要了解存在主义的核心，就要理解它所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二战后的欧洲，知识界渴望在颓垣败瓦中重新找到人类于启蒙时代许下的允诺，即人类透过自身的能力而不是靠上帝直接通向真、善、美。在二战残酷现实的严重打击下，欧洲人发现有一种不完全认同理性的哲学思想最能够填充他们的创伤，那就是存在主义。
要探讨存在主义课题，我们有必要对存在主义的历史渊源作初步探索。所谓存在主义，其实并没有一面统一的旗帜。它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丹麦哲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是他首先把人存在的独特性提升到比普世理性更高的位置。在齐克果之前，也就是黑格尔（G.W.F.Hegel）称霸的时代，思想界对普世理性的信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甚至相信人类已经找到了历史运行的必然逻辑。
但是，如果所有人类历史和存在都有某种必然性，所有东西“经已注定”，甚至乎所有个人行动也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和工具，那么人就不再有任何自由可言，因为不论你想做什么，都注定无法摆脱历史或某种逻辑的限制。
黑格尔历史观破产
现回到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问题上。存在主义最为兴盛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迷惘的时代，悲观、怀疑的情绪四处弥漫，因为它刚刚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集体狂热、法西斯主义等疯狂现象混集在这个绝对信奉启蒙理性的时代中，以致于人们不得不去质疑：“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吗？”如果历史自有其逻辑，那么这种逻辑有时残酷得令人难以接受。德国学者白瑟（Frederik Beiser）这样认为，黑格尔把他的赌注押在历史上—或者，我们应该补充，是押在德国历史上—当时看来，黑格尔是赌输了。
之后，社会思潮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危机。虚无主义是一种病，使社会和个人脱离真实生活、失去行动力和创造力。即使是尼采（Nietzsche）式的虚无主义者，也尽力要和这种病态的“坏”虚无主义区别开来。
为了把行动与意义的维度还给人类，一众“存在主义”思想家奋力在存在（being）中寻求突破空间，使得人的实存（existence）可以安置其中，让人成了行动或意义的赋予者。
青年的新信仰
由此，人不再是单纯被存在的范畴所决定，尽管各个存在主义派别术语上有分歧，但这是所有存在主义者都接受的观点。不论人被看作是生命力、权力意志、“此在”（dasein）、虚无或是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主体，即使它们在各自的理论上互相对立，但都肯定了人—至少在某个维度上—有着不受外物决定的力量。同样，年轻人对一切决定他们生命的外力的抗拒和反抗，都和这种对启蒙理性的信仰的破产有直接关系。
反抗成了青年人的新信仰，以取代过往对宏大历史和理性主义的向往。就如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无止境地反抗下去。难怪存在主义再次成了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潮，看来存在主义正从历史的瓦砾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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