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人民日报》下属的微信公号最终还是没有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小小冲动。7月17日晚,在赵薇事件降温之时以三言两语轻描淡写的撩拨,点了共青团中央的痛处——以抵制外敌入侵的名义,抵制同胞,这便是全部的故事。

赵薇公关凸显资本恶势力?但资本绝不是全民公敌(图源:Reuters/VCG)
正是在戴立忍被轰“台独”之时,不知是否果真为赵薇危机公关手段“高明”,导致共青团文章离奇被删。总之,赵薇化身为资本恶势力的化身,彻底惹恼了共青团。7月14日,共青团中央在署名李希光的一篇文章《学术观察:受资本控制,部分主流媒体人格分裂》提到,“由于资本集团渗透了几乎全部的网络媒体和有影响的传统主流媒体,从新兴媒体到某些官媒的网络版和微博版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言论和新闻立场出现严重的舆论一律,不同的声音,基本发不出来。”
同时,该文以近似直接点名的形式炮轰“中国某些大的门户网站的出资人”,指“几大门户网站在发展初期,接受境外风险资金的入资,又纷纷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仅从媒体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力看,资本控制的媒体动员力已经超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动员力”。
然而,时隔多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终于表态并不以为然道,这是很有心计的逻辑,因为其话语中裹挟着政治正确的力量。然而我等身处主流媒体之中,从未感受到教授恐吓的这股力量。“阴谋论者不但让事态复杂化且不做证明,还有着让人尴尬的自信——总是逼当事方自证清白。”
阴谋不阴谋姑且勿论,不得不承认,资本的确有它难以名状的力量,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节。记得3年前,央视曾播放过一部纪录片《资本的故事》,勾画了400多年来资本的流动和变化的轨迹,讲述资本改变一个产业、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世界经济版图。资本,有时沾染血腥、拥抱强权和贪婪,但有时对效率的执着,又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
然而,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呢?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依然是一股可怕的“邪恶力量”吗?这大概是中共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所难以想象的阶级斗争逻辑的本能反应。
若是,便有理由怀疑,一再宣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乃是中共爱国统一战线的统战对象,是虚还是实?
“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1978年路过四川的邓小平曾以此讽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束缚,也由此为非公有制经济打开了大门。
近40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从“公有制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升,不仅摆脱了自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被口诛笔伐的地位,而且站在自中共建政以来地位最高的历史时期,深刻改变了中国目前社会各阶层的结构。目前大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数量已占市场主体的90%,GDP贡献率超过60%,就业贡献率超过80%,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超过65%,对外直接投资贡献率超过67%。这无疑会奠定非公有制经济从业者的社会地位。
然而,私人资本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从业者依然在自称“弱势群体”。
什么是弱势?这让人重新想起了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遭遇。尽管他曾与中共合作甚欢,其商业帝国曾遍及大陆主要城市,但在退资大陆时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别让李嘉诚跑了”,2015年9月12日在新华社旗下智库机构“瞭望智库”的横空出世同样掀起不少争论。李嘉诚毕竟是港资,毕竟还可以撤资,对于大陆的私人企业呢?
2012年中国企业家教教父柳传志曾说,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其实,非公有制经济从业者与中共保持着极其微妙复杂的关系,信任与疑虑,突破与警告,一直在上演。其一,从政治角度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升高从某种程度上奠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从业者相对的经济独立,也推动他们可能寻求政治话语权。
众所周知,中共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之所以拥有强大动员能力,其基本原因便在于每个人都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过程中被剥夺了经济独立的可能,每个人必须依附于这个政权体系才能生存。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逐渐放松甚至解除了这种人身依附。在此背景下,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变得相当微妙,它究竟是中共的潜在挑战者还是合作者?于是,多数人聪明如柳传志“不谈政治,在商言商”,恪守对政治参与“冲动”的谨慎自保,他2013年在企业家内部聚会中的这一表态代表大概代表了相当部分人的感受。
当然,有人拒绝柳传志,甚至敢于公开挑战政治禁忌,但是结果呢?身为中共党员的成功企业家任志强被定罪为“吃饭砸锅党”,而直接参与异见人士新公民运动的万通六君子之一王功权则因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许志永的街头运动而下狱。
其二,从政府官员层面言,在政治主导和国家垄断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权力强大反倒更易孳生官商勾结和腐败。政府-市场-个人三者地位的悬殊,为各级官员进行权钱交易甚至抱团取暖的政经生态格局提供了温床。大陆企业家王健林所谓“远离政治,亲近政府”的经验之谈背后是更多“灰顶商人”“红顶商人”的折戟沉沙。君不见山西塌方式腐败后的煤老板的没落,周永康背后的四川商界震动,薄熙来身后的大连万达灰飞烟灭……
所以,中共希望与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非公商界领袖处于良性沟通中,便取信于他们,也要在抑制以上两种不良中找到平衡。习近平说企业家与政府要做到“亲”、“清”二字。王功权的同事冯仑则知趣地告诫,私营企业家要“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私营企业家要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恋爱,而不是嫖娼的关系”,但是“跟国有资本要上床”。
于是人们归结,资本弱势吗?未必。资本邪恶吗?可能,如百度竞价排名引发的争论,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反过来讲,在赵薇事件中,私人资本控制下的商业网站当然接受资本的控制,但是它们能摆脱政治控制吗?也不能。所以对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资本、政府,谁有理由说自己是弱势,对方是强势?
当然,据说指认赵薇背后有资本力量操作对抗共青团的网民“瘪犊子曰”已经在17日认错,声称无法确认共青团的文章被删是否属于人为操作。可能,赵薇的“公关费”没有少交,但这终究不是制造非公经济与民众对立的理由,这些大帽子有些舆论还是少扣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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