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年的5月28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康生出任小组顾问，他对文革小组的决策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期间，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刘少奇与王光美便是受害者，他手中握有整死刘少奇的两张王牌。
1966年7月23日，周恩来与刘少奇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以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势力的斗争（图源：Getty/VCG）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党内遭到批判。全会结束后，刘少奇过去负责的工作已有人接替，他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此时常委已扩大到十一名。刘少奇、邓小平因受到批判，只能闭门思过，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常委也只是挂个名。
8月13日，是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发号施令的第一天。当天他作了著名的“罢官”讲话，说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这天，林彪还把有人在叶群指使下写的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送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又一次勾结，是他们合谋直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康生在这一天也行动起来。他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人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
康生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早就看出，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列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康生又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聂元梓风风火火，为康生组织了许多荒诞的材料。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并讨好江青，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主意。
有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
江青愤愤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安个什么罪名呢？有了，康生心生一计，“她上过旧大学，又在国统区呆过，定特务吧。”
“对！”江青赞同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天老爷也救不了他们。”
康生立刻命令专案组千方百计找材料。专案通宵达旦地找人来进行逼供，但仍然毫无所得。一天晚上，康生、江青把专案组找来汇报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专案人员小心翼翼地看着康生的脸色说。
“什么基本上，”江青一摆手，“她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康老，由你改写一个报告吧。”
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频繁地组织大会，发表演说，鼓动青年学生起来批判前一阶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大会上午7点开始。林彪、陈伯达讲话。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检阅了游行队伍。
这是刘少奇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的时候，他在靠边的一把藤椅上坐下，默默地抽烟，一面拿起一张报纸随意翻看。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攀谈了几句。刘少奇指了指报纸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伍修权无法作答，笑了笑走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爆炸般地向全国各地扩散、奔腾。红卫兵浪潮也波及到刘少奇家里。
吃过晚饭，刘少奇把女儿叫到办公室。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给他们看宪法的有关条文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