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年危机,是指人到中年,事业、家庭容易出现问题,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青年危机,这并非无故调侃,事实上当代青年人正承受着诸多困境,其中最严峻的就是生存。
而这一困境,并不单单出现在中国,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不同国度相似困境(图源:新华社)
学院派青年的求生之路
所谓“学院派青年”指的是那些以读书当教师为人生目标的青年群体。在中国大陆,大部分青年教师的生存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
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青年教师们都为了有限的大学科研教职,苦苦煎熬和等待,人到中年依然是博士后的人多如牛毛,是什么让这些天资聪颖的骄子们对自己的命运如此笃定并且孤注一掷呢?
最近《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篇研究文章,介绍了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这些年轻学者的不易生活,拿着名校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为教授们打工,只为有朝一日也能人上人,而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拿到终身教职,尽管他们中大多数最终都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在学术界,终身教职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它是一个有保障且具声誉的职位,能够指挥实验室进行最前沿研究,且还有一群打下手的科研人员。然而,虽然许多科学或工程博士对此甚为渴望,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后能够跻身学术界,做和其专业相关的工作。
另一些在工业、商业领域里工作的人,他们或许做着有意思的工作,或许赚到大钱,或许极大地造福社会,但直至这些人放弃进军学术界前,他们已经为获得博士学位花费四到六年时间,为博士后花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些渐渐步入中年的人们,曾领着微薄的研究津贴,度过他们整个青年时期。
“底层”青年的出路何在?
在学术研究中,其实比较避免出现“底层”群体这类的判断,因为它的外延比较模糊,而且,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它也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学术概念。但是,确实很多人有底层的感觉,或者说底层的认知,而且越来越强烈。
二战以后的青年运动有过几次浪潮,一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红小兵纷纷登上舞台,在法国则发生了六月风暴、在美国也爆发了学生运动。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80年代末期,这个时间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一些学生运动,此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出现过了类似情况。
进入21世纪,出现了第三波青年运动浪潮,这次跟前两次有很多很明显的区别,它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特点。
这样的一些青年问题,及其青年运动的出现,对世界各国政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青年问题凸显出来,逐渐回归社会学主流。
以在北上广生存的青年人为例,如果他们有一天生病或者不工作,一下子就会进入贫困状态。住房问题基本压缩了他们生活的所有开支和成本。
也就是说,住房资源一旦弱势,会导致青年们成为弱势群体。由于住房上处于弱势,导致不敢消费,不敢买东西,甚至不敢结婚。
这一点特别明显。一个外地的年轻人,一个月可能挣一万块钱,他在北京不敢消费,他可能要存起来买房子,为了以后能够在北京长期的定居。但是一个北京的青年人,可能一个月挣三千块钱,他有两套房,他可以做月光族。
青年向上流动的通道在变慢变窄,也出现了社会阶层的断裂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的背景下,青年的这种焦虑感和他的不安感在增强也是可以理解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个现实愈发明显,那就是现在的社会是努力奋斗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努力不奋斗一定不成功,有知识未必能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一定不能改变命运。
一个人除了奋斗努力以外还有很多成功的因素,比如机遇、天分。所以青年人把奋斗和成功剥离开来,奋斗它可能不会给青年带来效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可以给他们带来风险最小化的效果。
奋斗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可以增强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使自己变得更踏实、更稳定,这是青年人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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