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仍在 春秋就不死

在汉族神话中的两个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

黄帝和炎帝时期逐渐形成华夏族，因而他们被视为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故中国人（包括部分海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

《炎黄春秋》杂志被迫停刊(图源：VCG)

炎黄子孙自古有写史的传统，为此还专设史官。

相传黄帝时期的史官是造字的仓颉。到了夏商之后，史官有了左右史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便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史书。

到了周代，史官的分科更为细致，《周官礼记》有记载，史官共分为六种，分别是太史、内史、小史、右史、左史、外史。太史主要是负责国家的六典，小史主要是负责邦国的记录，内史主要是负责记录大王的命令，外史主要是负责记录四方，左史的职责是记言，右史的职责是记事。甚至连周王朝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称为南史、太史等等，也主要是先记录史实，然后经汇编写成书。

因此《史通》称：“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

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段。相传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朝廷大事亦多在此两季举行，因此“春秋”一词为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春秋时代”也因鲁国孔子等编著的《春秋》一书而得名。

《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即“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的来源。

可见，古人自古便知道，以写史的方式可让当朝权贵收敛其作为。然而当权者往往并不希望自己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有些人利用权势要求史官修改。

相传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有心相劝却反遭晋灵公陷害，赵盾无奈出逃。赵盾的族人赵穿将

多次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设下陷阱要杀赵盾，赵盾只好出逃。后来赵盾派族子赵穿刺杀了晋灵公，并前往周迎公子黑臀，是为晋成公。赵盾继续回晋国执政。

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做了如下记录“赵盾弑其君”。赵盾要求董狐改写。董狐说：“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才称得起真正的历史。你身为相国出逃没出国境，回来又不去讨伐杀国君的贼人，你不是主谋谁是主谋？我的头可断但这历史是不能更给的。”

赵盾感叹说：“史官的权力居然比卿相的权力还大啊！可恨的是我出逃没出国境，不免要受后人的诟骂了。”从此之后对晋成公更加恭敬了。

现代人或许生出疑问，为何董狐仅凭一席话便让赵盾无可奈何。

首先当时的史官仍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官气节。

另外，史官设置的初意，不仅在于系统记载和保存文献史料，实际上还负有监督最高统治的责任，他们之所以敢于监督最高统治者，就在于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们能和上天沟通能主宰所有人的命运，当然包括统治者，统治者自然会对他们礼敬三分。

同时，当时的王公贵族还在激烈的诸侯竞争中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意识。史官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史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有些类似当今西方法官终身制和独立司法，也为史官不顾当政者的权威而秉公记史提供了保障。

或许在现如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写史之人越来越难以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也少了让统治者敬重的实力，甚至已退化成为官史的写手或者金钱的俘虏。前者以部分官修的历史书为代表，而后者多以某些书店中有关政治内斗、官场八卦的书籍为代表。两者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历史，希望能多一些炎黄的春秋，少一些八卦的书店。

炎黄春秋虽然已被迫停刊，但相信仍有人在致力于几千年的撰史工作，封是阻挡不了的。炎黄仍在，春秋就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