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江青常以专横跋扈、目中无人、无法无天的形象示人。然而她对有一个人却十分谦逊，两人关系也非常融洽，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夫人江青(图源：Getty/VCG)
1959年和1961年，中共中央先后在庐山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按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外出开会可以带夫人的规定，江青两次都随毛泽东上了山。由于没有参加会议，游离于紧张的政治空气之外，江青整天无所事事，便把时间打发在拨弄照相机上。她十分喜欢庐山，经常陶醉在庐山美丽的山水之中，她到处找点采景，拍下了不少照片。其中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因配上毛泽东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一首诗而身价倍增，许多大报和刊物都进行了刊登。不过当时使用的名字为“李进”，外界根本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夫人江青的杰作。
从庐山回到北京，江青对摄影的情趣有增无减，时常在这里拍拍，那里照照。她坚信自己对摄影这门艺术有天赋，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为了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有更大的提高和突破，她决心拜师学习。
选师，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
谁来当江青的老师？谁又愿意当江青的老师？这个看似简单却又非常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面前，使他们犯了难。这是因为，一般摄影师不够资格，难以担此重任；老摄影师哩，名气大，心气又高，江青未必请得动；最关键的一点是，江青脾气暴躁，个性怪僻。工作人员都不愿意到她身边工作，已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发生矛盾时任她发怒，不和江青计较。所以，挑选合适人选作她的老师就难上加难了。
后来经过认真摸底和反复考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到了石少华，认为他比较合适。于是，决定请石少华当江青的摄影老师。所以选中石少华并在后来能被江青所接纳：一是他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二是他的摄影理论、实际经验及操作技术均有很高水平，在摄影界有较高的威望。
可当石少华得知这一消息后，并不感到受宠若惊，而是好久没幌过神来。他知道，接触到的国家领导人的夫人里，江青是出了名的不好相处，别人都躲得远远的，自己何必去招惹她呢？考虑再三，石少华以自己是广东人、口音难懂不能胜任为由表示了拒绝。
没过几天，石少华接到通知，说是毛主席请他到办公室去一趟。石少华以为有重要的任务，便带着相机很快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主席开门见山地说：“石少华同志，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哦，不是给我照相，但是与照相有关。”
此时，石少华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但他没吱声，听主席继续讲下去。毛泽东带着商量的口气说：“江青同志身体有病，干不了其他紧张的工作。但她有摄影这个爱好，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收她做学生吧！”
石少华怎么也没想到，这区区小事竟然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他怪自己，恨自己，怎么就不替主席想一想呢？还让他老人家亲自出面，心里怪难为情的，赶忙答应了下来，说，“主席，我听您的。”看石少华表了态，毛泽东十分高兴。后来，他把江青找来，当着石少华的面，提醒和告诫江青，你要把态度放谦虚点，架子放小一点，尊重眼前这位来之不易的老师呀。
求师，江青难得的谦逊好问
人们看到“文革”期间的江青是专横跋扈、目中无人、无法无天。但在求师学艺的路上，江青同石少华的关系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学习态度也是谦逊好问的。
石少华总结自己多年的摄影生涯，得出了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摄影要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应该说，这既是经验，也是常识。他以为对自己、对其他人适用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江青，便把这条经验介绍给了她。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石少华的建议，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常常出入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等人多的场所进行实地拍摄。可石少华忽视了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不能自由行动的特定要求，弄得随同的警卫和工作人员惊恐万状，生怕有个闪失。于是，不得不建议石少华以后尽量带江青到人群稀少的地方去拍摄。
可江青兴趣来了，顾不了那么多，违犯“约法三章”的事情时有发生。警卫人员很难办，只得向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汇报。
后来，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找到石少华，拜托他不要再给江青出“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点子了。并说，万一出个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来。石少华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接受了这些建议。为了不出茬子，石少华改让江青在中南海内和人群稀少的地方多拍摄一些花草鱼虫、树木庭院、自然风景的照片。江青接受了石少华的意见。
一次，江青对着一轮明月进行多角度的拍摄，可照片冲洗出来后，效果非常差。她琢磨了许久，也没理出个头绪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摄影记者杜修贤。向他问这问那，虚心地请教起来。杜修贤知道江青的为人，不敢和她多说什么，只是稍稍点拨了几句，便把她打发走了。
江青没有求得个所以然，只好带着照片和疑问再次请教石少华。石少华给她做了认真的解释，鼓励她不要泄气，重新再来。通过多次实践和反复摸索，江青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并很快地掌握了窍门，不久便成功地拍摄了《月夜哨兵》等不少得意之作。
出师，江青举办摄影展却遭到阻止
由于好的摄影作品越来越多，江青逐渐滋生了办影展的强烈欲望。时间很快进入到了20世纪70年代。此时的江青已今非昔比，她的政治权力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办影展的欲望也越来越膨胀。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对江青的言行多有警惕，有的是明令禁止，不能办的就是不能办，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三次影展梦都被毛泽东所打破。
1971年的一天，江青将自己多年拍摄的自认为是上乘之作的作品交给新华社摄影部，让他们从中挑选了100多张照片放大，并请杜修贤负责筹办摄影展，展出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权力至高无比。不几天，100多个十分精致的相框就做好了。有关人员不敢怠慢，赶紧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展厅里，江青喜悦至极。就在江青十分得意、一切准备就绪之际，不知怎的，这事让毛泽东知道了，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江青越来越膨胀的表现欲，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打消办影展的念头。毛泽东的批评如同一盆冷水，泼得江青垂头丧气。负责筹办影展的工作人员只好将摄影作品搬回到钓鱼台江青的住所。这是第一次。
毛泽东制止的当然只能是江青的行动，却无法触动她的灵魂。她在寻找机会，积极准备，想再次举办自己的摄影展览。
1974年秋，毛泽东较长时间离京，到湖南长沙养病。此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也病重住院，一线工作由邓小平主持。江青心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何不好好把握。于是，第二次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10月间，江青又叫来杜修贤，要他抓紧时间，放大自己拍摄的一些不同尺寸的照片，准备取代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的国画。她振振有词地说：“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宾馆，接待的是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怎么能再挂这些带资产阶级情调的画呢？给我全部撤下来！”在江青的授意下，她的花卉照片被挂在国宾馆的主厅里，取代了那些年代久远且经久不衰的国画。
然而，只挂了三天，江青的摄影照片就无影无踪了。原来又一次遭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的干预。据说后来江青气得将这些照片一把火烧了，全化为了灰烬。此为第二次。
但江青就是江青，不听规劝，不言失败，硬往墙上撞。又打起三办影展的主意了。
1975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山西大寨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江青再次办了个人影展。可见她的表现欲是多么强烈！未经当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华国锋的同意，她便指示杜修贤等人将100多幅照片从北京运往大寨。从会议室到客厅，凡是显眼的地方，到处挂满了江青拍摄的照片。江青还叫人请知名书法家书写毛主席诗词，挂在照片旁边，以提高自己的影展地位。这着实让江青风光了一番，可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看清她，厌烦她。
从大寨返回，按说应该就此打住。可江青又准备搬回北京举办正式展览。一而再的失败，她深知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是不会让步的，看来以个人名义是办不成了。这回她学聪明了，想出了和摄影师联合办展的妙招。她觉得这样做，毛泽东该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江青的如意算盘又错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早知江青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联合只是幌子，宣传个人才是江青真正的目的。毛泽东给她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不行”。就这样，由于毛泽东的三次阻挠，江青一直没能办成个人摄影展。后来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她的影展梦也被彻底碾碎，再也做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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