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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这样当上教授和博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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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要填各种表格,学历一格非常狭小,一般只容得下两个汉字,像我这种“文革”前本科五年(实际劳动一年半左右)+ 研究生三年(又因师资紧张,奉派每周上16节课,最后仅有8周写论文)的算什么学历?我知道与我类似的有些人就填“硕士”,这在海外也不算稀奇:你找一个由人家教育部认可的律师,寄去文凭、著作一览表和出版物有你大名的首页,付100多块美金,照样可给你做成ph.d. equivalent (相当于哲学博士)。

我在填表的时候总还是老老实实写上“文革”前研究生。2010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还是生平第一次穿袍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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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陆谷孙和父亲陆达成合影。当时陆谷孙开始攻读研究生。

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提升职称,那时我38岁,正在校外编写《英汉大词典》。从校内传来消息说,我跳过讲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正在真假莫辨时,又有消息传来,说是同批提升副高人中,一位英二那年教过我的老师,时年54岁,去党委兴师问罪,说不能与自己学生为伍,要求或是把我拿下,或将他“扶正”。提升的事,远在借淮海路社科院一隅编写词典的人都未闻其详。

破格提我,说实在的,大出意料;将我拉下,顺理成章。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向上面表态的。后来听说主张提我当副教授的主要根据,一是《新英汉词典》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的资历,而这部编成于“文革”的词典,并未随着“四人帮”倒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且在国内和东南亚卖得不错;二是我所在的外文系以外的单位,有资深人士竭力举荐,说我在“文革”中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自然辩证法”小组等机构翻译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有的印成大字本呈上(“上”达何人披阅至今不知),有的与尼克松访华这样的国家大事有关。那时翻译无名无利,译出数量又巨大若此,想来知情人可能觉得给这个译者一点报偿也不为过吧。这些提携我的资深知情人中,是不是可能有新闻系的郑北渭先生和经研所的余开祥先生,我并没去打听,更不会像今人那样送礼“拜码头”,反正本单位以外的呼声,似乎是决定我最后破格提升的主要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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