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已经九十五岁了。回溯近百年历史，中共一直以理论型政党自居，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立，而且在建立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共历届领导集体，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此在理论上树立和宣示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地位。在中共党内，领导人逝世后若能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往往是非常高的评价，尤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更是象征最高政治荣誉，在中共近百年历史上，只有九人获此评价。
中共已经95岁了，理论危机到了不得不直面的地步（图源：新华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指导理论的重视早已深入到每一个细胞的政党，在近几十年来面临的理论危机正日益凸显。延至今日，理论危机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对中共执政构成极大挑战，以至于习近平不得不亲自出马。
最高层的焦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理论领域有两件事情，传递的信号值得关注。一件事是今年6月3日，中共中央第一巡视组向中宣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其中指出的两个问题很不寻常：“‘四个意识’有待加强，有的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不高，落实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对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深入。”
要知道，中共本身是一个强烈意识形态政党，政治性和理论性非常强，而作为中共理论总管的中宣部，是中共意识形态内涵的守护者和发展主体，如今却被中央巡视组训斥理论研究工作执行不力，在中共历史上十分罕见。鉴于中宣部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央巡视组的工作机制，这种训斥被认为是代表习近平、王岐山等最高层的态度。
另一件事是在今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既表明了今天中共对于理论创造的渴求，认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但又直截了当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第一件事说明中宣部并未扮演好理论总管的角色，第二件事说明中国的理论现状已经难以满足时代需求。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说明，中共最高层对于理论危机深感焦虑。
理论危机空前严重
中共的理论危机的出现，最初是因为理论僵化诱发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错误。1949年中共建政后，因为未能及时认识到理论体系中阶级斗争和专制等弊端，最终酿成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从而引发了当时尤其是后来人们对中共理论体系的怀疑。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思想解放，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将中共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归咎为其理论体系中的斗争性和专制弊病，甚至认为中共理论体系已经破产。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开始对原有的理论体系作出修正，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中共的理论指导变得更具弹性，这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
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今天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更不同于中共建政的1949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已经由单一平行面进入以多元、自由、开放为生命力的互联网时代。在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理论体系的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
遗憾的是，尽管中共推动了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出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相比于快速发展变化的人民需求，理论滞后于时代特点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下，理论论证陷入了缺乏前瞻性指导意义的“死循环”：用马克思主义来佐证毛泽东思想，再用这两者来佐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理论，最后又反过来用今天的实际来佐证过去的理论。这种“死循环”的结果是中共理论体系的政治说教味越来越浓。
另一方面，中共理论体系在西方理论的挑战面前，变得日益缺乏说服力，甚至沦为专制和八股的代表。在年轻一代中，中共理论体系乏人问津，被越来越多的人诟病为“皇帝的新装”。据研习中共理论的人透露，在专业群体中，真正信仰这套理论体系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只不过是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甚至不乏衣俊卿那样的“双面人”。而在新的经济基础和多元社会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在民间正面临严峻的断层风险。这些无不说明中共的理论体系正遭遇空前危机。
习近平孤军突围
观察习近平过去三年多的作为，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进取心的政治家。然而，无论是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还是为了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都依赖于一套能够凝聚人心的理论体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已经从两个层面开始着手解决严峻的理论危机。
第一个层面是回归中国历史文化序列。历史上，中共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并在文革期间达成顶峰。改革开放后，中共开始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出现了多轮“国学热”，但总体上中共对于传统思想，还是采取羞羞答答的暧昧态度。等到习近平上任后，他迅速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度。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曲阜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当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时，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2014年5月4日习近平考察北京大学，与著名哲学家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9月9日习近平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9月11日习近平再次谈道，古诗文经典“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首位出席这样大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10月13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因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今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选载了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马英九硕导熊玠主编的《习近平时代》部分内容，以“一介儒生的文化情结”为题发表，将习近平称为儒生，写道：“习近平并不仅仅是在一些场合引用一两句古诗文作为点缀，而是在过去20余年的行文、讲话中，时时处处引用中国古代典籍或诗词，密度极高，从容熟稔。引述的来源非常广泛，并不限于《论语》《孟子》《左传》《老子》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还有一些甚至有点生僻的古籍、诗文。”
第二个层面是回归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共的理论源自列宁改造的马克思主义。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修正了早年的想法，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分析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但是列宁并未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念转变，反而将《共产党宣言》的主张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体现为暴力革命加计划经济模式。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共继承了苏联模式，斗争性非常强。这种斗争性在文革期间达到巅峰，但改革开放后，中共进行积极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列宁主义政党色彩，不过因为不彻底，后遗症很大，造成新的困境和危机。
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在推崇传统文化的同时，开始着力于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2013年12月3日中共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打破了以往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限于当前具体问题的常规。习近平在这次学习中表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2015年1月23日下午中共政治局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在会上解释了学习目的是“是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共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仅仅两年时间内，中共政治局三次学习马克思主义，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意在追本溯源，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在前不久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习近平还表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上述第一个层面说明习近平欲借传统思想来丰富中共的理论根基，第二个层面则说明习近平想要的不是列宁改造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化主张，而是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本精神，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能够适应今天中国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然而遗憾的是，负责为中共“生产”理论的机构，并未能准确抓住习近平的要求，习近平似乎正在孤军奋斗。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平理论突围的实效还有待时间验证，但正如习近平所言“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中共必须重新审视它的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主体，以现代的实践为依据，客观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宽容的态度去思考西方理论带来的启发，让多元观点能够自由比较，让理论更契合于人民意愿，才是中共意识形态改革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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