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香港在经济上的平稳回归，中央对港实行亲商重利政策，较多拉拢资本家。在这种背景下，主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3年的廖晖，就成为香港回归后首位港澳办主任。廖晖的祖父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祖母何香凝是国务院侨办前身华侨事务委员会首任主任。父亲廖承志长期分管华侨及港澳事务，曾任国务院侨办、港澳办主任。家族与港澳渊源深厚，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央重用廖晖并对他寄予厚望的原因。
社民连在五区公投后支持占中。图为2014年12月11日，香港警察逮捕了在地上静坐抗议社民连议员梁国雄(图源：AFP)
1997年8月30日，廖晖首次以港澳办主任身份，与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深圳会面时表示，港澳办在香港回归后，职能一定会转变。除了要扮演好“守门员”，还要做好“联络员”、“服务员”的工作，协助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中央各部门以及各个地方相互间的沟通工作，为特区政府、香港公众服务。“
事实证明，廖晖没有很好践行履新时做好”联络员“、”服务员“的承诺。
在回归后，港人始终没有与中共交心。香港在此时蒙受金融风暴的袭击，造成经济衰退与失业危机，港府的政策接连失当，致港人抗议声音四起，政府民调持续下滑。民间积蓄的力量在SARS疫情的爆发、《基本法》23条立法的冲击下具体的显现出来。九七回归后，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不断走低并创下新低。
到此时，中央才知道香港管治危机。胡锦涛在聆听香港社会各界包括民主党的意见后，调整香港政策，搁置23条立法、发展经济，以期化解民怨，但在此期间完全失声的廖晖依旧主管港澳事务，在其僵化、神秘、保守、神秘的作风中，干预香港民主化进程。
2004年底，时为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的张超雄动议就2007／08年双普选，进行”全民公投“。其后西新界区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提交私人草案，当时亲北京报章曾出现文章指摘公投是煽动港独。
2005年曾荫权上台后，主动介入普选问题，表示愿意循序渐进的推动民主，在习近平的主持下，中央与部份泛民有了第一次沟通和谈判。虽然民主派认为该普选方案本质上是拖延民主进程，以缺乏普选时间表与路线图否决该提案，但这表示了北京愿意就香港普选议题做探讨，在民主派的坚持下，促成了未来或许真正得以实行普选的契机。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北京与特区政府提出的逐步民主政改方案，在香港社会掀起一波波的讨论，民主派因是否配合政府体制而意见不合、分裂、再度统合。民主党与公民党达成一致，认为可以用温和的方式追求民主。但廖晖对民主派不加区分、一视同仁，在自从政务司司长许仕仁首次以”反对党派“称呼反对2007年政改方案的议员后，亲北京的人士及传媒开始以反对派称呼他们，大部分民主派对此毫不在意，社会民主连线在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以”旗帜鲜明的反对派“作为他们的宣传口号。
为了给北京当局施加压力，公民党与社民连于2009年联合发起五区总辞，发起立法会议员一同辞职，借此向北京当局表达普选诉求，是一个相当激烈的抗争手段。
在是否支持五区总辞上，泛民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在司徒华的杯葛下，只有公民党、社民连参与五区总职，泛民其他党派民主党、民协、街工、职工盟等均没有参加。在五区总辞并没有得到港人的支持下，港澳办以强硬的语气指责五区总辞”违宪“”挑战基本法“，甚至指责总辞是走向香港独立。虽然总辞最终以失败告终，澳港办的几次声明依旧引发港人反弹。
经此一役，泛民内部陷入路线之争，温和派与激进派渐行渐远。温和派仍然坚持爱国爱港底色，坚持不懈地争取香港民主，哪怕屡战屡败。激进派以爱港为名走向极端，谋求香港独立，”反共建国“，各种港独思潮甚嚣尘上，甚至成为青年人的时尚。
直到2010年，国务院任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光亚为港澳办主任，廖晖时代才得以终结。只是
三十余年世事轮回，历史与香港、中共开了一个令人痛惜的玩笑，在社运中一直支持中国、支持香港回归的力量，最后却因为六四，和中共分道扬镳。因为六四这个心结，中共把泛民打入另册，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失去了泛民所代表的港人的信任，致使泛民中的一部分趋向激进，客观上为港独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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