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海军少将杨毅撰写的一篇文章在网路流传。文章透露，南海仲裁公布之前，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召集军委会议。会上习作出了以军演应对南海仲裁的决定。而习作出该决定之前并未在政治局进行讨论，只是在军委会上作出决定后才通知政治局成员。按照中共通常惯例，重大决定应事先拿到政治局常委会进行讨论，然后由常委们举手表决通过，最后才能形成决议。这次习近平不跟他们玩这个游戏了，而是独自拍板做了决定。文章称，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决策的阻力〞。
按照该文章的说法，习近平是因为担心该决定会遭到江派常委的阻挠，所以才抛开政治局独自在军委会议上拍板做出决定的？其实不尽然。不管在政治局范围内还是在常委会，支持习近平的还是多数；在常委会中，习占七分之四的支持率，江派常委只占七分之三。可见，习若有决策要做，江派常委即便反对也无效。所以，习近平这次先斩后奏并非因为担心阻力。当然，南海的情形比较特殊，事件重大，情势紧急，涉及领土争端与可能的军事冲突，习必须迅速做决断。但另一方面，习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诫江派常委，阻挠是没用的，同时也在透露他对中共常委制的态度。
大纪元曾报导，习近平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要废除中共常委制。
一是江派三大常委在前台干扰执政。大纪元援引港媒的报导称，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共高层的权斗格局基本是两个〝铁三角〞捉对暗战：江派张德江利用人大权威狙击习近平的权力，江派刘云山利用宣传优势抵消王岐山在反腐方面的造势，江派张高丽利用部分经济决策权分化俞正声拉拢的实业界巨头。中共〝十九大〞前，〝二张一刘〞全力阻击中纪委，希望其不再完全由王岐山控制。前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向媒体透露，中共执政党是分裂的，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的地下司令部。习近平上任后，为了避免和削弱中共江派人马的权力与搅局，只能实施〝小组治国〞方略。习近平当局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同时不断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10多个重要小组，由习亲自担任这些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或主席。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表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对中共常委制的否定。
二是常委制权力过于分散，容易形成团伙。港媒《内幕》的一篇署名文章称，常委制这种寡头式制度的设计者在考虑到让常委们互相掣肘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个立于常委群之外的〝太上皇〞机制。在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是〝太上皇〞；在习近平时期，江泽民还想当跨代〝太上皇〞。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5月刊文称，〝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而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正是江泽民设计的这种寡头政治，致使胡锦涛十六大上台后实权被架空。习近平总结了胡锦涛时期的教训，除了使用各种方法摆脱江派常委的控制和干扰，最根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废除常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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