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困战造成很多平民由于经济封锁得不到粮食而饿死，具体饿死饥民数目存在争议。死亡人数也一直是个谜团。据一位老人诉说，发生过人吃人惨剧。
长春围困战守城方为郑洞国所指挥的国军。图为
1972年，郑洞国与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宴会上敬酒（图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达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后来甚么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着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着，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么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么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着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么胆小胆大的了。妈甚么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么。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么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曲子、酒糟甚么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么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么，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着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曲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么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着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么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么“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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