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谈及“中央专案组”的言行，我认为这一信息非常重要，林案是新近才发生的，他这样年纪的人记忆还是不错的，从复述的整个故事情节看，这是相当可信的，这就颠覆了以前的一些判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善良人对中共高层严厉打压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观点，我曾认为这种打压，未必来自于习近平，它很可能涉及高层权斗，是地方官员故意抹黑习近平所为，如今看来，林荣基所言似乎洞开了一扇窗户，中共“大外宣”政策较之于江胡时代，有相当大的变化，随着领导人强势地位的确立，由过去的软硬兼施，有拉有打，而转变成一言九鼎，重拳出击。由此推断，“大外宣”变成“大铁拳”，将进一步挤压港澳及海外的與论空间，中共后集权时代的特怔尽显无遗。
以前软硬兼施的原因
众所周知，由于邓小平无法彻底解决香港的问题，不得不留下“一国两制”的现状，这就造成了专制与法制的不断冲突，虽然香港没有民主，但因英治而历来拥有法制，过去司法保证言论自由，就使一些中共不喜欢的报刊，在香港回归后继续存在，有的还办得相当不错，可以说，创办人名利双收，内地许多消息也通过香港“出口转内销”，连中共官员内斗也找香港媒体当“出气孔”，特别是在胡温时代，江泽民退而不休，胡锦涛成了“儿皇帝”，故江也希望港媒对胡有所制约，反过来胡温也另有所图：有一些在中共官媒没办法发出的文字，则可转到香港测试风向，这是非常微妙的事情，也就成全了相当多的一些文人。
据笔者观察，居住在港澳及海外的文化人，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表里如一地追求民主法制，故办刊办报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受益为辅；另一种正好倒过来，比如，桂明海之类的“政治抄书匠”，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中共有关部门对此一定了如指掌，因为吃“言论自由”这碗饭，作者或办刊人的消息透明度比较高，针对每一个人的特点，他们采取的办法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伸缩力，有的言辞太激烈的就严控，有的语调比较婉转的就收买，一拉一打，多年来是比较有效的，比如，有的人某一些书还未出版，就马上被官方知道，他们层层汇报，如果某位领导不喜欢，不想让他问世添乱，就找关系给出版社或作者施压，如果对方提出经济损失的问题，就予以解决，当然这笔钱也许是不小的数目，但对“不差钱”的中共而言，是九牛拔一根毛的小事。如此安抚，皆大欢喜。
此一时，彼一时也
世界上所有的事没有不变的道理，由于中共恐惧于言论自由，并有上述情况的存在，就滋生一种生意，即，通过出版敏感的书籍与中共谈交易，有时拿到的银子不比卖书赚得少，很可能还产生一种令人眼红的暴利，于是，这种勾当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热闹。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改写了这段历史，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第一，习已大权在握，胡的“裸退”逼走了江，习头上没有人遥控，他不需要香港與论的“风向标”；第二，由于习王强力反腐打老虎，得罪了不少官员，他们都有能力和必要在港找到言论的“出气孔”，而一些赚钱欲望强烈的文人，也乐于对接，与其暗通款曲，于是，加上读者的好奇心，一些批评甚至诽谤，诋毁习的书籍大行其道，还有的用漫画的形式，索性把他画成“猪”，这种有辱人格的方法，自然也激怒习近平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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