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如何真正告别“六四”？——被修复的父子关系

林沛理／港人对灾民倾力相助，不仅是爱国和人道的表现，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有疗伤的功效。

不久之前我还在这里提出，要西方对在国际社会迅速冒起的中国改观，需要的是一个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的戏剧性转移，没想到这个范式转移会随着一场八级大地震，以如此惊天动地的方式出现。迷信的人也许会称之为‘老天爷的插手’（divine intervention），一如盲目恐共、反共的人说五月十二日发生的四川大地震是‘天谴’一样。

在西方传媒的眼中，四川大地震将中国由一个具侵略性和威吓性的挑衅者（aggressor），先变为一个无助的受害者（victim），再改造为一个重视生命和个人价值的人道主义者（humanist）。举个例，上一期的《时代》（Time）周刊亚洲及南太平洋版以‘中国站起来’（China Stands Up）做封面故事，说中国人‘从勇敢面对悲剧中找到了自己更美好的一面’（confronts a tragedy and finds its better self）。《时代》指中国领导以至人民地震后的表现，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中国采取武力镇压西藏，令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可是，地震后，中国政府不仅迅速作出回应，领导人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派出大批解放军和武警前往救灾；并且容许各国记者实地采访，又接受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地派救援队协助，改变了国际间一直以为中国封闭、不重视人民生命的恶劣印象。

《时代》的报道也指出，地震后中国人互相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中国民主的未来至为重要。这些观察自有其道理，但《时代》没有提到的，是四川大地震怎样阴错阳差地修补了中国政府与香港人嫌隙甚深的‘父子关系’。这点必须再次从‘六四’说起。

‘六四’至今接近二十年，香港的创伤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仍然未愈。在香港人的深层心理当中，‘六四’不是纯然可以诉诸理性讨论和分析的政治事件，而是一出在‘残酷剧场’（theater of cruelty）上演的家庭悲剧，它的主题是父权的滥用与父亲的罪孽（the sins of the father）。如果说香港人与中国的关系，本来是一种父子关系，而香港人就是那个从小离开了父亲的孩子；那么‘六四’对香港人来说，正是场不折不扣的‘家变’：穷凶极恶的父亲拿着菜刀，去斩杀那些从小就跟父亲一起生活的香港人的兄弟姊妹。有生以来第一次，年轻一代的香港人透过电视，亲眼看见中共政权（父权体制）可以施加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家人）身上最彻底的迫害。他们安全而理想的‘假设性世界’（assumptive world）在那一刻彻底粉碎了。

作为严重的创伤后遗症的患者，香港人常常被幸存者的罪恶感（survivor's guilt）所折磨。本来一个健全的社会自然有一套‘节哀机制’（grief system），透过传统、仪式和种种文化以及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帮助幸存者抚平创伤和告别死者，继续上路。问题是‘六四’这一事件，中国政府一日不肯平反，自视为‘六四’幸存者的香港人便一日无法取得心理学家所说的‘感觉闭合’（closure），真正告别‘六四’。

然而一场大地震终于使香港人有机会从停不了的哀悼（in interminable mourning）中抽身出来。哀悼，因为无助；无助，因为无能为力。面对四川大地震，香港人不再沉溺于哀悼而积极赈灾，因为这次他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中国政府也没有指鹿为马地一味否认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四川大地震是‘六四’的对立面和反题（anti－thesis）；而香港人对受灾同胞的倾力相助、对他们感受的切肤之痛，除了是一种爱国行为和人道主义的表现之外，也是一种心理补偿作用----对他们自己也有治疗功效（therapeutic）。

四川大地震提供了一条渠道，使香港人压抑已久的爱国情绪得到宣泄；因为这次他们面对的再不是一场考验他们忠诚的家庭悲剧，而更接近一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通俗剧，大陆政府在当中扮演的是一个慈父的角色。赈灾主题曲《承诺》中，‘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认定了这一辈子的承诺’这几句我们从没有机会对天安门学生说的话，终于可以说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