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陆谷孙先生：风起，唯有努力生存

清晨收到友人发来的微信，告知陆谷孙先生去世的消息，难过之余，突然有点像法国诗人瓦莱里所说的那样，似乎是诗创作前那无以名状的节奏感，不停地在下意识里转，但又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接着，微信圈、微博圈关于陆先生的追思、追忆文字纷至沓来，相识的、不相识的都在转。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人们引用得太多的套语了，但在这样的时刻，套语也成了人们努力把消逝的一切套在其中的可能。

这许多年来，我受益于陆先生良多，彼此交往的机会却不算多，踌躇一番后，还是觉得要把一些忘不掉的细节写下来。弱水三千，也不妨增我的一瓢吧。

陆谷孙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徐蓓忠2016年7月15日摄于陆先生家中。

我最早听到陆先生的名字，还是“文革”中在外滩公园自学英语的日子。我与几个同样年少气盛的“公园同学”，私底下排了一个“中国英语大家”谱，把陆先生排入“天罡”座次。但是我们这些待业青年，当时是没有机会走进复旦校园的，只能在想象中仰望“大家”。“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我从中国社科院毕业，给分配到上海社科院，没想到是与陆先生在淮海路上同一座大楼里上班。他在词典编辑组，我在文学研究所。说到底，那时自己还是年轻，一味忙着写诗译诗写评论，偶尔在社科院大楼走廊里见到陆先生，大多也是匆匆寒暄几句。不过，时不时还是能读到陆先生的文章，还有关于他的文章，而且，几乎每天都要使用他主编的《新英汉词典》。到了1987年，社科院开始评高级职称，按规定需要有一位院外权威人士为我写推荐信，王道干先生知道我与陆先生没什么特别关系，说不妨去找他试试，反正近水楼台也方便，不行再另找别人。于是我真就捧着一堆资料，冒昧地去找陆先生了，没想到他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