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拉开了共青团改革的序幕。此前，共青团因在媒体上积极参与“戴立忍事件”的讨论，并认为中国“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在资本集团的强大支持下，跟社会其他精英一起联手完成对网络舆论控制”，而广受中国大陆网民关注。而就在“戴立忍事件”发生不久后，中共发布《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其中的深意值得思考。
中共开始对共青团实行改革(图源：VCG)
按照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问题倒逼改革”的说法，此次中共对共青团进行改革，必然也预示着中共已经意识到共青团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坊间传言，习近平去年7月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的状态，意指其“官僚化”严重，省市委以下的团组织基本不起作用，令中共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
在今年的中共中央的巡视工作中，巡视组认为共青团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则更说明了中共对共青团面临问题的不满，从而下决心对共青团进行改革。具体说，中共对共青团的改革，至少力图达到三个方面的效果。
第一，改革共青团，弥补青年的认同缺失。革命年代，共青团帮助中共宣传革命主张，组织学生和工人运动，在青年中有很强的影响力，那时的青年学生也通过共青团的工作了解了中共的政治主张，梳理了对中共的认同。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共意识形态危机的凸显，共青团的工作也日趋形式化、空洞化。
随着共青团工作的空洞化，加之青年学生在大学中接触到的不同于中共传统的价值观，造成了青年对中共的认同缺失。从中共《辽宁日报》刊登的《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再到中共求是网刊登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中共通过各种渠道表现了其对自身在青年中影响力萎缩的焦虑。
对此，中共对共青团实行的“减上补下”改革，其实是让共青团“机关瘦身，基层扩围”，是针对共青团存在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主要目的还是让共青团重新回到联系青年、服务青年的群众的组织定位上。
第二，改革共青团，纠正其官僚化偏向。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共青团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而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中共号召干部年轻化，一些共青团干部趁此机遇，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使得人们认为共青团履历是一条政治“快车道”。这个本来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正常现象，但遗憾的是，却让一些投机者利用，片面以为进入了共青团就相当于是“接班人”，从而逐渐忽视联系青年的本职工作，任由官僚主义不断滋生，对青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少。
针对这种现象，这次共青团改革在让共青团回归本位时，其实已经给出了药方，即中共将人才的大门打开，清晰说明中共的人才来源是多元的，共青团只是其中重要的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所以在《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一方面承认共青团履历的重要性，“把团的岗位作为党政等各领域、各行业优秀年轻干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培养群众工作作风、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又通过改革，让共青团回归青年组织的本位，并注重人才体系的五湖四海。而这既是化解共青团“功利化”、“官僚化”的关键手段，也是中共政治规律下的一种正常现象。
第三，改革共青团，明确党团间界线。因为八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原因，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共青团干部出身的官员，总是容易被外界一些舆论简单地贴上“团派”标签。这种归类固然不够严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共造成了困扰。此次改革意在重申，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联系青年的群众组织，为共青团划出了一条明确的政治界线。
放在更大的背景来看，此次共青团改革实际上是习近平推行的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希望通过对共青团的彻底性改革，让共青团重新回到群团组织的定位，从而提高中共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这与习近平一直所强调的“不忘初心”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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