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封建宗法的家长制作风左右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以致庐山会议参与者李锐悲叹，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大会上"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而更可悲的是，个人代替集体处理党务的行为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坦然接受。所以庐山会议的批彭决定顺理成章地写上：全体同志"畅所欲言"，意见高度一致，"团结"亦是空前的，彭本人亦"坦白交待"，大家一片"满意"。
1959年庐山会议会址。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受批判倒台（图源：VCG）
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会时的议题，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但会议中间却转向了批右倾，后来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批彭德怀、反右倾的决议。无论是先期的纠"左"，还是急转而至的批彭反右倾，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扭曲。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却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毛泽东的这些话，把彭德怀本来是属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举动，推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也面临着选择：要么维护毛泽东的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个人权威，要么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
按照常理来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都是在党内生活了多年的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者，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是非常熟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认为彭德怀的举动是错误的，与党内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些与会者也都了解到了"大跃进"的恶果，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1959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4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交的副总理薄一波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这年彭德怀在湖南时，与薄相遇，两人对"浮夸要害死人的"的情况深有同感。关于工交方面，在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会议转向后，这份材料也只好成为废纸了。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掌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四月间举行的上海会议结束后与张闻天同车返京途中曾对张表示："对人民公社是不满意的"，"跃进速度太快了"，"大炼钢铁不合算"，"搞得左过份了。
粮食部部长陈国栋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等，这些后来成为"反党集团"的人，他们了解得更多。即使是为毛"大跃进"起推波助澜的柯庆施，"也带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
从以上两方面来讲，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应该支持彭德怀的举动，应该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但是，历史的事实却走向了反面：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选择了支持毛泽东，没有为彭德怀说句公道话。
于是，庐山会议成为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庐山会议期间，在纠"左"转向批彭的过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原则却有双重标准，批评只适用于反击对方；自我批评更多地是文过饰非，旨在推卸责任。这种人为地割裂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当时尽管有不少人对彭的观点持有同感也不得不违心地加入批评者的行列，使彭成为众矢之的。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句心里话，在他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参加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薄的这种自责的心态，透露出会场上没有民主可言的气氛。
由于被批评者丧失了说话和反批评的权利，其所作的自我批评也绝不可能是发自肺腑的，只能是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彭等只能"自我毁灭自己。"至此，民主的集体领导原则让位于个人主观意志决断。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异常起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正是庐山会议前后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与滥用批评武器的真实结果。
1949年后，封建宗法的家长制作风一度左右党内政治生活，以致庐山会议参与者李锐悲叹，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大会上"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庐山会议批彭时，不少与会者出于善意曾规劝彭等能"改过自新"。老帅们更是语重心长："毛泽东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已只剩下集中。而更可悲的是，个人代替集体处理党务的行为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坦然接受。所以庐山会议的批彭决定顺理成章地写上：全体同志"畅所欲言"，意见高度一致，"团结"亦是空前的，彭本人亦"坦白交待"，大家在一片"满意"的氛围中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会议，全国则继续吹响跃进的号角，为"赶超"而努力。
因为党内民主集中制只剩下了集中，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并不就彭信所反映的问题本身进行议政，而是以领袖在关键时刻一贯正确的定论出发，关注的是如何"维护"领袖个人威信而置集体领导原则于不顾，这样的事实是很发人深省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换句话说，毛泽东始终认为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类似这样的话，毛泽东说过好多，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博大胸怀和气度。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由领导人掌握的，党员和人民说话的权力，是要领导人通过"让"的方式才能实现。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因为毛泽东始终不把民主看成一种制度，所以让不让党员说话，就由党的领导人来掌握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让人讲话了。在庐山会议前，党内就有不少领导者对当时"左"倾错误持有异议。但他们常常在"右倾"、"白旗"之类政治帽子的威胁下，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和批评缺点。庐山会议前期，一些与会者仍然感到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再要求进一步发扬民主。所以，张闻天才说，老讲不怕杀头不行，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一种环境，使下面敢提意见。庐山会议后期，在大反"右倾"的紧张气氛下，则更不容党内存在不同声音，不少人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试想，如果民主在当时作为一种健全的制度的话，毛泽东这种不要人讲话的错误做法还能存在吗？还会出现没有人为彭德怀讲公道话的局面吗？
对于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当时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也不敢说真话了，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当年在会议中挨整并给我们留下了记录这次会议的全貌的李锐的看法是："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邓小平的分析则更深刻，更振聋发聩："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绝大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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