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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涉港机构遗忘统战 面临系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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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近段时间以来涉港机构的走向,有一条线似乎正变得愈来愈清晰。从今年5月份张德江访港期间与泛民议员的历史性破冰会晤,到此后几个月泛民不再被定义为反对派,再到前不久王岐山领导的中央巡视组首次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党组和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纳入巡视范围,似乎在说明北京治港机构将面临一场重要调整。

放在当下香港的内外形势来看,治港机构的调整极有必要。近年来,几乎所有关注香港的人都能感受到,陆港关系正面临回归以来的最大危机,“一国两制”甚至有可能沦为各方争拗的牺牲品。文章《陆港撕裂一国两制创举恐沦为牺牲品》对此有专门分析。

过去两年时间里,从2014年6月的白皮书发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为香港特首普选连落三闸和占中,再到香港政改失败、旺角骚乱,以及铜锣湾书商事件、何韵诗事件等,让陆港矛盾、香港内部矛盾空前激化,香港极端本土分离主义借机兴起,甚至成立以港独为目标的政党,令香港的前途和港人内心蒙受一层阴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五月份张德江访问香港。期间,张德江不仅与泛民议员进行了历史性的破冰会晤,释放了一些善意,而且代表中央,将泛民形容为“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群体和代表人物”,表示要“耐心地倾听,了解对方的立场,让他们把话说出来”。而且在张德江与泛民议员会晤前夕,中共在香港的“党媒”也非常罕见地用“一些同样有爱国爱港之心但政治取向未必完全一致的人士”来代指泛民。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之后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及中央对港态度,更进一步显示北京会以对话而非斗争思维来处理与泛民的关系,并以理解、宽容和自省的态度认识和处理香港问题。这或许标志着以往强调敌我矛盾的对港政策,正式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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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访港期间释放的信号或预示涉港机构的调整(图源:Reuters/VCG)

从张德江访港和随后几个月北京释放的信号来看,北京治港机构调整后的一大核心任务是做好统战工作。今天香港之所以陷入日益严重的泛政治化,陆港矛盾之所以如此激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此前的治港机构几乎放弃了中共所擅长的统战工作,工作方法一味用强,甚至反其道而行。

要知道,早在香港回归之前的八十年代,港人虽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却心系中国,后来被贴上反对派标签的民主党,更是主张“民主回归中国”。身为当年民主派领军人物,司徒华曾说过:“百余年来,香港是殖民地,因而远离很多源自中国的灾难;然而我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心中有愧……使我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归。”

而在反观当时的内地,刚摆脱十年文革没多久,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被殖民一百多年的香港,但邓小平依然相信绝大多数港人都是“爱国爱港”,具有管理好香港的智慧和能力,因此主张实行“一国两制”。这除了说明邓小平的自信之外,还是一种聪明的统战策略,因为“一国两制”确实在当时成为了陆港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遗憾的是,因为“六四”事件的阴影,又加上政治理念的差异,香港民主派被北京视为反对派,而建制派则被视为亲中派。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知道,不同的政治定位往往意味着不同的遭遇。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定位,在僵化的斗争思维驱使下,香港回归后,治港机构将建制派视为“自己人”,倾全力扶助,而对泛民主派则有意压制,扣上“反中乱港”的帽子,将本是香港市民内部的矛盾,恶化到敌我矛盾。香港社会今天的撕裂,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朝野分割,不仅导致建制派开始蜕变为既得利益者和骑墙投机者,甚至成为香港改革的保守势力,也让泛民“被迫”逐渐分化为温和与激进派系,从而造成香港社会的撕裂,更在客观上有利于极端分离主义利用社会撕裂的裂缝兴起。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联络机构,中联办不仅未能尽到应有职责,反而严重缺乏统战思维,长期排斥泛民,引起泛民及他们所代表的香港超过一半的民意的不信任。直到2010年5月24日,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刘慧卿、立法会议员张文光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法律部部长冯巍、副部长刘春华会面,泛民才首次与中联办进行正式会面。这足以说明,中联办在联络、统战工作上的缺位。毫无疑问,仅凭一次会面,根本无法改变双方冷冰冰的关系,泛民与北京之间依然缺乏交流与互信。

2015年8月26日,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南下香港,与民主党领导层秘密会面,这是香港普选政改方案被否决后,北京首次出面重建与泛民的关系。再之后,张德江访问香港,向泛民释放善意,用“可透过中联办或港澳办”来提醒泛民“两条路都行得通”。这其实说明,被忽视的联系和统战工作,北京正着力重新强化。

曾刊发《社论:沟通,是张德江带给香港的最好礼物》,指出:“香港近年的困局看似复杂,从统战的角度看,却离不开依靠、团结、联合什么样的人和力量的问题,从根本上分析,还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认识出现扭曲。”对于正面临调整的涉港机构而言,能否利用好法宝,做好统战工作,能否将港人普遍团结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将关系治港的成败和香港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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