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赛场内风云变幻，胜负难测，赛场外也看点多多，人心激荡。这次奥运前夕，俄罗斯被查出有大规模的，政府组织和支持的禁药项目，暴露了俄罗斯“举国体制”的黑暗内幕，多名运动员因此被禁赛。禁药议题在奥运期间持续发酵，多名西方运动员公开挑战俄罗斯和中国曾有禁药记录的运动员，成为赛场外的最大热点。就在今天早上，新华社承认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药检中被查出呈阳性，给这一议题再度加温。为何西方运动员对禁药的批评，集中在实行举国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培养真正的体育实力方面，类似美国的民间体制和中国的举国体制，谁更有优势？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程晓农表示，体育比赛当中通过禁药来提升体能、从而改变比赛结果，和考试作弊是一回事，属于体育竞赛欺诈。民主国家的运动队均由业余运动员临时选拔组成，运动员如偷服禁药，往往是个人行为，政府或体育比赛的组织机构不会掩盖、庇护这种行为，运动员可能因禁药事件而中断体育生涯。但在实行举国体育体制的国家，运动队是常设专业组织，运动员领取工资，教练和队医对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和药物服用有管理和控制权，如发生服药欺诈，往往可能是组织行为，前东德、前苏联就是这方面的鼻祖；在这些国家，政府和体育机构对禁药的态度是睁一眼、闭一眼，检查禁药只是做给外国看的，对偷用禁药的教练和运动员并不严厉惩处。20多年前中国游泳队有目的地引进东德的队医和禁药，也开始体育欺诈；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游泳运动员被发现偷用禁药，多名奖牌获得者被迫交回奖牌并禁赛；201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时孙杨因偷用禁药被查获。之所以澳大利亚运动员和媒体批评孙扬，是因为孙扬在澳大利亚还有违反当地“禁药令”的体育欺诈行为，此事被当地媒体曝光，他因此而在该国闻名。
程晓农说，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主要是看大众体育普及程度，而国际赛事奖牌数量是次要的。民主国家各级政府的一项责任是创造大众体育活动的条件，但体育爱好者接受专业训练和外出参赛往往要个人出资，奖牌则是运动员的个人或团队成就，与政府无关。所以，这些国家的体育实力体现在每所中学、大学各种运动队的活跃程度和平均实力，观看国际赛事的也是各项运动的爱好者，他们并不在乎本国奖牌总数排名第几。举国体制国家的政府则出钱包养专业运动队，同时把奖牌总数当作政府的成就，但奖牌总量与民众参加体育活动的规模无关，很多体育赛事的热心观众并不热衷体育活动，只是把爱国投射到国家队的奖牌数量上。专制国家的政府特别需要标榜自己是唯一能代表国民的当局，所以用举国体制营造国家荣誉，再把国家荣誉与爱政府的官方价值观挂钩，这是当局阐述政府权力正当性的重要方法。中国的媒体报导和很多国际赛事的观众把本国运动员夺取奖牌的数量看作是国家地位的象征，而国人的虚荣心又与体育赛事的结果挂钩，比赛赢了，观众的虚骄之心得到满足，比赛输了或者运动员遭到批评，观众就觉得“被打脸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