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大陆官媒日前都关注了有关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内容，并透露出“取消编制”的下一步就是“取消行政级别”。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本是众望所归，但取消行政级别之后也面临着原有的行政人员如何流动与晋升的现实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高校非常适合借鉴西方国家的“旋转门”制度，而试水这一制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模板。
高校若借鉴“旋转门”制度，很可能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先导（图源：VCG）
早在2010年，中共中央就曾出台过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要“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但这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给外界的感觉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
直到2016年7月22日，中国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虽然只提及了“编制”，但大陆媒体普遍敏感的意识到，改革的最终方向在于“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中国大陆的各类高等院校拥有行政级别是一种特殊现象，一般省属高校的校长为正厅级，教育部直属的32所高校的校长则为副部级。这样的体制多年来被批评为高校管理衙门化、教学边缘化、科研垃圾化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大学校长的官员身份，让现代大学制度中“教授治校”、“学术独立”的精神在中国高校中无法真正树立，由此带来了教师群体没有话语权、资源配置往往无法向教学科研第一线倾斜等诸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唤高校应该去行政化。
中共高层对此也早有改革意向，除了2010年出台的文件，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现在人社部明确提出取消高校事业单位编制，算是在去行政化的改革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然而去行政化并非一句话那么简单，高校取消行政级别后，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学校长和相关的行政人员。
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系下，大学校长属于官员序列，需要由上级主管部门，即教育部或省教育厅来任命。如果大学校长不再有副部级或正厅级的级别，人事任免如何进行？
另外，高校中的行政人员，尤其是党、团组织人员规模很大。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大学的行政职能部门，加上工会和团委，共有33个；清华大学的行政部门和党群组织则有40多个。按照以往的模式，这些行政人员可以从基层逐渐上升到中层的处级岗位，再到副校长或部门领导岗位（正厅级或副厅级）；即便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他校或进入地方、中央的党政机关也是常见路径。高校取消了行政级别后，这些行政人员就只只剩下岗位和职务，其晋升和激励通道在哪里？
由此可见，高校去行政化后，在人员流动上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同现有的行政体系对接。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就是借鉴西方国家的“旋转门”制度。“旋转门”制度原指知识分子可以在智库（高校）与政府雇员之间自由流动，现在已经被拓展应用到很多领域，比如在美国，原来在军队做网络安全工作的人员，可以跳槽到企业里去工作，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回到政府工作。而学术界出身的大学教授，既可以自己创业，又可以利用学术休假去企业工作；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再回到学校，整条路径保持双向畅通。这套机制已经广泛的在发达国家中得到应用，中国高校在脱离原有的行政级别体系后，完全可以借鉴这套机制来解决人才流动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旋转门”制度已经得到了中国高层的认可。在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动提出借鉴旋转门制度，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相比互联网行业，“旋转门”制度更加适合中国高校在未来“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特点，同时还有助于高校摆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两者不再错位，亦不会越位。
更为关键的是，“旋转门”制度一旦在高校领域发挥作用，将会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形成某种示范作用。“旋转门”制度本就是西方国家行政体系中重要的人事制度之一，虽然也存在一些政客利用身份的频繁转换为利益集团谋取好处的缺陷，但其灵活、低成本、人尽其才的特点对于目前中国相对僵化的行政体系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共高层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经常使用试验区、周边领域试水的方法，习近平已经提出在互联网领域借鉴“旋转门”，如果距离行政体系更近的高校也尝试这一制度，无疑将为未来中共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套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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