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国军在正面战场组织湘西会战，此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站成开始全面反攻，胜利在望。
而战后，谁主沉浮？这恐怕是中国从上到下都会思考的问题。
1945年，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合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毛泽东的“不臣之心”
杨天石在《史事探幽》中讲道：“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见毛泽东早有“不臣”之心。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百团大战后，毛泽东说：‘你们这么早为蒋介石卖命干什么？’”
然而，战后“问鼎中原”也只是毛泽东和中共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抗日胜利后，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的确，中共抗战后虽然不是再是长征后刚到陕北的不到三万人和几杆破枪了，但1945年底，国军表面实力还是远超中共的“匪军”。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的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美式装备武装的国军也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可蒋介石为什么还是输了呢？最根本原因是迅速发起的内战，加之“外强中干”的国军战力。
蒋介石被“拉上”战场
抗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财政崩溃与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确确实实让工薪阶层、国府公务人员、知识分子甚至是民族资本家痛苦不堪。而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例如基层警察体系已出现崩溃状态。
国民政府本应该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建设，可是中共根本没有给机会！
蒋介石在其日记里曾这样记叙重庆谈判时跟毛泽东的一次聚谈的：“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可见毛泽东“不臣”之心已不再隐藏。
蒋介石接着在日记中记录：“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蒋介石此时说“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一方面看出蒋介石对国军的战力还是信任的，另一方面，蒋介石深知“于共党有害”在军事，而于己有害在自己主政中国，需要和平的国内环境。这一点，毛蒋两人应该都心知肚明。
相比而言，共产党则只需要夺权即可，而国内越乱越好。这就是“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区别。
其实在国共和谈时，中共就已掀起了内战。1945年9月即开始发动上党战役，平绥战役围攻国军。另中共在山海关设防，开火阻击依照中苏条约进入东北接收的国军。而对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的破坏也让人似乎看到了“义和团”的影子。
外强中干的军力
内战不得不打。只是，这一打才知道国军“外强中干”。
高华教授在《革命年代》中归纳了国军军事上战败的七大原因。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的确，整体装备领先且携二战胜利之余威，有自大的资本。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东北战场便是如此，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蒋介石可遇而不可求。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蒋介石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在蒋介石的身边就有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就潜伏在蒋的身边，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脱身。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
这是一场国共之间的“田忌赛马”，胜者还是“田忌”。
战争能转移国内矛盾，但也能放大国内矛盾。蒋介石和不得和，战不能战，军事上的失败引发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连锁反应，蒋介石在三年之内迅速崩溃也是理所应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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