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在其体制下，尽管普通国民很难拥有个人权利和私密性，但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却都属于重大机密，公开什么、何时公开等等都取决于政治需要。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具自传性质的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另外，1966年给江青的信和1976年6月就交班问题对华国锋等人谈话，也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毛泽东自述。本文选自爱思想网，作者单世联。
毛泽东与江青延安留影（图源：AFP/VCG）
父亲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自20世纪初诞生了心理分析以来，童年经验被广泛引入对历史人物的解释之中。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回顾童年时，毛主要谈了两种经验，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生活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10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的态度比过去稍微温和了一些；13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只是温顺驯服，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毛泽东，1996：15─17）据说，毛晚年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小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噢，你十五岁，我那时才十三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朱鸿召，2001：221）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是许多人被杀。这在旧时代并不是新鲜事。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泽东，1996：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分发生了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反抗社会不公的青春冲动逐步被毛泽提炼为阶级意识和斗争哲学。1941年9月13日，毛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1982：21—22）阶级斗争确是马克思主义要义之一，但毛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认定这四个字且终生不渝，当与其少年经验有关。
另一种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来的怨恨。1909年毛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毛泽东，1996：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又支持了他后来的阶级观点。应当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意识？
身居下位却又喜欢斗争，环境与追求都造成一种强悍的个性，毛终生好强爱胜，不甘失败或屈居人下。当代学者杨奎松介绍：“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杨奎松，1999：531）闽西革命者傅伯翠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
革命不能不厉害，但这种厉害还须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既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发了官员的心理紧张。
然而，不能仅仅根据毛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因后见之明而具有选择性乃至解释性。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可能有经验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慈悲、尊重等，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但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领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
“对女人不感兴趣”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和朋友们聚集在“新民学会”中，以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都很认真，言行都有一个目的，他们不屑于议论琐事，更没有时间去谈女人或私人的问题。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毛泽东，1996：35）
写于1923年、列为《毛泽东诗词》卷首的《贺新郎》一词的原稿中，也声称“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一边是救国救民的伟业，一边是买肉买菜的俗务，不但对照鲜明而且难以兼容，毛有理由对他的这位青年感到恼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远不谈饮食男女。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言行的主要指向都无疑是饮食男女，他们不能不对女人感兴趣，不能不谈论买肉之类的俗务。毛个人可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豪情壮心也令人钦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对这些毫无兴趣，1958年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承认“不能天天搞高潮”（李锐，1999C：459）1965年7月，他在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谈话中也说：“人们不愿意一辈子都搞革命。”（马尔罗，1999）毛后来的一系列极左政策有很多引发因素，青年时代这种慨然以天下自许的英雄气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钢铁意志，肯定也催化了追求伟大与显赫的热烈信仰，也妨碍了他关注世俗日常和民间人生。
“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想象所有的肉身凡胎都成为圣人；“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众生都具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成圣、所有人都重于泰山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一定要坚持这种人生理想，结果只能是，普通人没有能成圣、没有成为泰山，却失去了普通人应当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却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毕竟，尧舜只有一人，泰山只是一座。
其实，女人并不妨碍倒海翻江的革命伟业，重要的是不能让对异性的兴趣淹没对革命的热情。毛14岁时已经在韶山老家娶了比他大4岁的妻子罗氏，1910年春，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后，罗氏去世，毛则离家到长沙求学。有人考证，《虞美人·枕上》一词就是在罗氏去世后不久所作。（彭明道，2002）1918年新民学会期间，毛与一名叫陶毅的女士情谊甚深。据当年在新民学会工作的易礼容说，那首柔情万种的“挥手从兹去”的《贺新郎》就是赠给陶毅的。（彭明道，2001）1919年12月，毛率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在紧张的斗争中，他与杨开慧的爱情也迅速加温，并终于在次年同居结婚。1929年，远离杨开慧的毛泽东在忙于建立根据地的同时，与贺子珍也由战友而夫妻。1938年毛与江青结婚时，全民抗战的洪流正在展开。
只有一个毛泽东
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并不因其死亡而永远下场，仅仅由于他生前未发表的著作的公开，就可能使他再度亮相，后人会重新编排他的角色，发挥他的意义。最突出的要算马克思。20世纪30年代，一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此后又被伯恩斯坦等人长期隐匿的1844年写于巴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苏联和德国整理出版，“马克思第二次降世”、“两个马克思”的观点迅速播散，“从风尘扑扑的斗士到愤世嫉俗的道德家”，马克思如果不是换了至少也是多了一副面孔。戏还未演够，70年代，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阅读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类学著作时所做的笔记和摘要公开发表，“第三个马克思”──一个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转而对行将毁灭的古老文明的“崇高”忧思缅怀的马克思，又一次降临现代世界。“马克思”一名终于要用复数了：1、经济学家、革命家的马克思；2、道德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3、人类学家、浪漫主义者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新生”无论幸与不幸，他本人都很难为此负责。历史演员与粉墨红伶不同，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只想演好一个角色，唱好一台戏。否则，他就会被赶出舞台，“此生”都不再有观众，遑论“新生”？毛泽东以其巨大身影覆盖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不但主宰了几亿人和数代人的命运、思想，也顽强地拒绝后人对自己的改塑。近20多年来，毛生前从未公开的读书笔记大量公开面世，读者从此更多地认识了毛泽东：青年时崇拜过曾国藩；曾给杨开慧写过两首缠绵悱恻的情诗；在指挥三大战役的紧张时刻，和吴晗讨论元末革命和尚彭莹玉的下落；代章士钊拟就《逻辑指要》的再版前言；58年和刘少奇讨论贺知章在外居官时带不带家属的问题，等等。通过这些，毛的形象更加丰富、更加立体、更有人情味了。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后人修正毛的既定形象及其思想体系的“范式”和“硬核”，更谈不上可以从中读出“第二个毛泽东”。以毛这样一个天纵之才而又遭逢世变之亟的动荡岁月，其个性人格和思想学说本该有多少剧变和反复！令人惊异的是，从早岁笔记到暮年语录，毛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竟极为连贯，年青时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构想和后期人民公社、“五七道路”的实践，毁坏旧宇宙而得新宇宙的青春憧憬和晚年由大乱达大治的世界观，长沙时期“野蛮其体魄”与文革中的全民游泳，都何其相似乃尔，夸大精神、强调意志、好动爱斗、唯我独尊、任一已之心力主万姓之沉浮、反叛传统等等，一直存留下来，豪情依旧，虎气不减。严格地讲，青年毛泽东和老年毛泽东并不存在“断裂”，他的人格和思想有着高度的完整性，调整和变化的是策略、手段、工具。
乱云飞渡仍从容，风吹浪打我何惧。毛从少时代开始就很少委屈自己、很少改变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一个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成功地夺取政权，其政治理想和策略手段、公开目的和真正意图肯定是有距离而非同一的，政治上盛行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本质便是目的和手段的分离。毛的谋略和机心不在任何政治家之下，然而，就目前所看到的笔记而言，还不能说他的隐秘心理和公开角色有本质性背逆。在其大量个体性的聊天和阅读中，处处渗透的仍是他所理解的政治需要、革命精神、斗争哲学，与其公开的报告和文章是高度合一的。不但看不出翟秋白式的人格分裂，也没有马克思式的探索性矛盾，一些政治人物通常会有的二重生活，包括以家庭娱乐、休闲阅读来化解、乃至对抗政治生活的情形，统统不能在毛的身上发现。对他来说，晨昏静读无异战阵杀伐，古卷黄叶搅动着现实风暴。他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把何其芳编的《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著称的《与陈伯玉书》一文，毛认为“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但他送给周小舟、黄克诚的动机，却是为了劝其“迷途知返”悔过自新；1965年他支持有关《兰亭序》的真伪问题的讨论，亲自安排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文章发表，但其真实动机还是借此讨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纪红：2001）；直至以评《水浒》读《红楼》来翻动全国，他的读书生活很少不纳入他的政治活动之中。古为今用、旧籍重解本为一种极其普遍的阅读习惯，但像他这样单刀直入，极少隐晦其辞，从不迂回曲折的，大概前无古人。用毛的语言，这叫“抓纲读书”。《红楼梦》的缱绻深情、人生忏悔，在毛看来不过是给“阶级斗争打掩护”；吴晗的剧本写了罢官和分田，就一定是替彭德怀鸣冤。身居书海的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朝堂之上的政治家。从而，一方面他确能见他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扩展了阅读和解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其阅读活动单调化、实用化──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斗争，万变不离其宗。也许处境、使命确实需要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政治化，也许自信和权威使他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理，无需文饰和包装。1945年，尚处劣势的毛就不惮于公开自己笑傲秦皇汉武的豪气胜慨，49年以后更不讳言“阳谋”、“后发制人”、“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掺沙子”、“甩石头”等克敌之术，公开欣赏秦始皇，坦然以“不须放屁”入其华美辞章──还有什么要欲说还休呢？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坦率的。
但现象毕竟不是本质。毛根据政治的需要设计了自己的公开形象，在公众熟悉的毛泽东背后，还有一个或多个更本真、更隐秘的毛泽东。政治家有自己的艺术和机心，随着有关文献材料的公开，毛原来的构图会有很大的调整和补充，但这是公开形象与真实面目，是“阳谋”与动机的关系，它们虽矛盾而统一，是一个人的表里两面，而不是两个人。无论时局与时间如何变化，发现可以导致“毛泽东第二次降生”、“两个毛泽东”现象的遗作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的思想史上不会有“手稿热”，无论后人对他解释和评价是如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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