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海林以上海“市长代表”身份出席双城论坛

2016年8月22日，中国台湾，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以上海市长代表身份赴台出席“双城论坛”。

“2016台北上海城市论坛”8月22日至23日在台北举行，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以市长代表的身份出席。关注时政的读者可能好奇，“市长代表”是个啥职务？“双城论坛”是上海、台北两地政府主办的活动，何以是由市委领导担任“市长代表”，而不是从市政府领导中选择“市长代表”？

事实上，“市长代表”在地方外事活动中并不少见。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梳理发现，

上海市长代表的人选从来并不局限在市政府官员中，市委甚至市人大、政协的领导，都担任过“市长代表”。

“市长代表”不是常设职务

“市长代表”顾名思义，自然是市长因故不能出席时，代表市长参加某些活动的特定人员。但“市长代表”究竟是如何定义、如何选择，有哪些规定，公开资料并没有明确表述。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梳理了近20年有关上海“市长代表”的活动报道，从中可以看出，其中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

首先，他们出现在涉地方外事或涉港澳台城市交流活动中。

也就是说，在涉及国外或境外城市之间的交流活动中，他们代表的任务多数是礼节性或会议类、活动类的，有些还会代表市长签署相关的合作框架协议、备忘录等。比如此次“双城论坛”，上海与台北签订了体育、影视、区政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备忘录。

其次，“市长代表”并非一种常设职务。

从以往的情况看，应当是“一事一授权”，一项事务结束，则“市长代表”的使命随之终止。比如，同一年里，上海曾先后出现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以及市政协主席分别作为“市长代表”参加不同的活动。

关于“市长代表”的行政级别，因为是代表上海市长，级别自然不会低。近20年来，上海的“市长代表”有除了作为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沙海林，以及上述提及的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协主席等，还出现过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级别基本都是副部长级及以上官员，没有出现过司局级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代表市长”出席某项活动，

市长代表一般都会发表公开致辞，或携市长书信或带口信给对方。

比如此次双城论坛上，沙海林转交了上海市长杨雄的一封信给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这封信中，杨雄市长感谢柯文哲邀请他出席“双城论坛”，赞两市轮流举办城市论坛是“两岸城市交流的典范”，并解释了无法出席的原因：“由于已安排外访，我无法前来出席本次城市论坛，恳请谅解”以及特别提及“我特委派沙海林先生作为市长代表前来出席，以示重视。”

在上海哪些人当过“市长代表”

“市长代表”可以说是一种国际惯例。许多外事活动场合都会出现“市长代表”的身影。2015年7月，上海市长杨雄在沪会见了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代表、副市长史蒂夫·科赫率领的代表团。并且在国外，不光是出访时会委任市长代表，在接待来访外宾时也会委任市长代表。比如去年10月，上海与萨格勒布市结好35周年，市人大主任殷一璀访问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第一副市长维斯娜•库辛作为市长代表与她会面。

那么，在上海，哪些人做过“市长代表”？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查阅发现，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振武作为市长代表，2010年出席了世博会在美国帕萨迪纳的推介活动，以及2013年“魅力上海”城市形象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推广活动。2013年，上海市市长代表杨振武还参加了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署举办的“绿色上海”摄影展。

2007年上海市代表团访问埃及印度，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作为市长代表与埃及高教科研部部长会面，就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上海与埃及在科技研发、人员培训、科技园区和孵化器管理、技术转移与产业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进行了探讨。同年4月，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作为市长代表率团访问上海市友好城市古巴圣地亚哥省，就两地进一步交流与合作交换意见，并签署了“上海市与古巴圣地亚哥省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

可以看出，

作为市长代表，在对外交流时，相关分管领域或者个人经历也会是委派人选的考量因素之一，

所谓术业有专攻，不过也并非完全据此委派人选。

许多活动与上海城市形象展示有关。

2006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作为市长代表参加了马赛“上海周”活动，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作为市长代表赴澳大利亚参加“2006昆士兰上海日”活动。2000年，“上海印象”摄影展在南非开幕，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作为市长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词。

友城互访也是委派市长代表较常见的场合。

比如1997年，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作为市长代表率团访问波兰革但斯克省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商讨进一步加强友好城市间的合作与交流。

此外，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陈铁迪，以及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罗世谦等，也都曾担任过市长代表出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