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2008年1月7日，刚从江苏官场调任昆明并担任市委书记的仇和，在该市“2007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考核动员会”曾如此表态并引发极大争议。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案开庭 (图源：新华社)
最终，一向以敢言敢为形象示人的仇和却因贪腐落马。8月25日，贵阳市中院对仇和案件一审公审，仇和被指控“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而此案中，唯一被检方点名的商人刘卫高，却并未如外界猜测的那样身陷牢狱之灾，这其中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原因？
仇和如何走向贪腐？
沭阳模式
从江苏沭阳县起步，仇和的名字与“改革”密不可分——吏治整顿、城建拆迁和环境治理等措施。
1996年12月，一直负责农业相关工作的仇和初次“主政一方”——担任沭阳县委书记，39岁的他成为当地人眼中的娃娃书记。当时的沭阳县，官纵奸而犯科，民怨声以载道，环境脏乱差，其经济落后连年占据江苏各县倒数排行榜，被称为“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落后县。面对这样一堆烂摊子，仇和祭用了古代能吏惯用的“理政先治吏，治安先治警”之法。
“各位听好了，接下来我说的，你们可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它就是事实。我命令所有干部都当清洁工，一周内把城区打扫干净”，1996年12月16日，仇和颁布了他到沭阳的一号令。
一个月后，盘踞沭阳政坛多年、雄霸一方的公安局长被免职调离。一夜之间，沭阳全县41个派出所所长集体异地轮岗，一个不落。与此同时，公安系统对县内新旧嫌疑犯展开追捕。仅一年，沭阳公布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仇和对于腐败现象，原本也是零容忍的，就连他的前任和上级都不例外。1997年4月28日，震荡苏北政坛的沭阳反腐战场刮起了一股飓风——震惊全市的5.15黄登仁案浮出水面。黄登仁在仇和之前曾主政沭阳数年、以卖官著称。案发时担任宿迁视为副市长，排名在仇和之前。仇和从外地调入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为突破口，掌握了黄登仁腐败的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最终，黄登仁以受贿22万元定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牵扯出了41个买官的官员。
4年后，那个当年被很多人认为“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网从无到有，破败凋敝的县城、集镇建设一新，上千家加工企业“冒”了出来，还有240多名问题官员被抓或被处分。仇和对沭阳的改变，成为了当时的江苏政坛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也造就了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崛起的“沭阳模式”。
在争议中升迁
但举报和批判亦一路同行。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让已经成为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在宿迁尤其是沭阳县的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手段一度成为媒体爆炒的话题，仇和的名字在互联网上点击率极高。他身上有其独特的标签：个性官员、明星官员、铁腕能吏，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争议起时，仇和曾言，自己的目标是“以人治推动法治”。学者石鹏飞对此曾有期待，提出“仇和新政”的完美结果应是“培养出成熟的反对派”，然而，未及“推动法治”，仇和已因“人治”落马。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一纸公告，宣告了仇和这位政坛明星仕途生涯的结束。
对于仇和的落马，有人觉得他是“铁腕能吏”，颇为可惜，而有人觉得他威权霸道，不尊法治，早该惩办。在其发迹的江苏宿迁、仕途终结地云南昆明，对于仇和被中纪委“秒杀”的消息，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立。在昆明，有官员称仇和落马是“应该”；在宿迁，更多的声音是“惋惜”和“惊叹”。多位沭阳老干部仍称，“不管他如何，总之他对沭阳的改变是脱胎换骨式的。”
无声的转变
2016年8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对仇和的起诉指控称：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人民币）。
仇和这样的“能吏”会也搞腐败吗？即便在其落马之后，对于仇和因何落马的质疑一直未断。但是当答案被公布时，留给外界的，除了对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官员的慨叹，也有太多的警醒和深思。
仇和落马后，有昆明官员对媒体透露：仇和曾带着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到泰国考察，在一个寺庙，仇和准备拜佛时，一旁的开发商们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过之后，对左右的随行人员说，“我这不是贪污，我这是为昆明人民祈福。”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这名官员说，能否接受开发商的钱是原则问题，但似乎仇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这个过程就没问题，所以，他才会在众人眼皮底下接过钱。
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被指行贿仇和 （图源：中豪集团官网）
早在12年前，大陆网络作家马伯庸就在一篇《假如仇和是个贪官……》的帖子指出，“仇和现象”显示中国仍旧没能走出“人治”的传统阴影。“仇和并不是神，他也能犯错，也能腐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与群议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会因为缺乏足够理性的决策导致灾难。”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零容忍态度，决定了在昆明推行造城行动并引发利益冲突仇和，无可避免的要进入中纪委的视野。
刘卫高并未身陷牢笼
“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在对仇和的贪腐指控中，刘卫高是指控中唯一被提到的人名。刘卫高是谁？关注仇和案件的人们一定已经知晓：刘卫高，男，汉族，1968年生，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现任浙江芬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江苏运河文化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前后，刘卫高带着一百多万（人民币）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正是此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从此之后，从江苏到云南，刘卫高紧跟仇和步伐十多年。随着仇和的仕途攀升，刘卫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11年，刘卫高组织了25个财团出资320亿投资了新螺蛳湾项目。看起来，这是刘卫高与仇和在昆明又一次宏伟的“造城”规划。但实际上，这个项目正是仇和落马的风暴核心。
2015年3月16日，仇和被立案调查，第二天，时任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卫高便“因个人原因辞职”，中豪和刘卫高就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相继陷入危机，项目停工、市场搬迁商户聚众闹事、业主围堵售楼部……一系列企业负面信息充斥媒体界。
仇和案件被公审的当天（2016年8月25日），有媒体称，刘卫高与仇和二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甚至有不少媒体至今仍然称刘卫高为“中豪集团前董事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最迟不到2015年5月份，中豪商业集团原董事长刘卫高就已暂时结束在纪委的协助调查。而后，事情发生了转机。
资料显示，2015年4月29日，与云南省物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5年7月9日，物流集团前董事长带队考察中豪螺蛳湾，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坦诚交流。今年8月25日，中豪集团官网“集团新闻”一栏的信息显示“云南中豪跻身2016中国民营企业百强”。
而刘卫高不但在今年3月底主持召开了云南中豪市场线工作专题会议，在此前的全国两会上，还“与其他两位人大代表一起走进《直通北京-两会会客厅》演播室录制现场，此次访谈的话题是《共襄盛会话发展》”......
显然，刘卫高并未因为仇和案身陷牢笼。这似乎让人对仇和的贪腐有了更多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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