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下旬江泽民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去北京开会。由于他在处理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表现得先硬后软，自以为会受到中央批评，感觉凶多吉少，其夫人王冶坪更是忧心忡忡，预感大祸临头，与江话别时不禁抱头痛哭。
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闭幕后握手（图源：新华社）
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江泽民，透过十六大政治报告的章节，逐项地自我归纳总结执政十三年来治党治国的绩效。江泽民的从容与笃定，对照着邻座同志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人严肃与落寞的神情，似乎预示着十六大的权力较劲已然落幕，目前只是在上演“党内民主进程”，等待全体党代表的背书与确认而已。
江泽民并非“政治强人”，更不是共党长征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江泽民能在短短十三年期间，从一位专搞经济发展的地方诸侯，因缘际会，与时俱进，竟能跻身统领十三亿人口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不仅江泽民本人无法预见，如果当年钦定江泽民上调的邓小平还在世，恐怕也难以相信会有今天的局面。
江泽民当年是在邓小平亲自遴选指定，全力拉抬之下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海外舆论曾比喻说，“江泽民是六四事件后的最大政治受益者”。其实，江泽民近年在中央扶贫会议、驻外使节会议内部谈话，曾提到八九年六月奉召进京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江泽民对当年进京的惊险过程，曾有深刻描述：
“5月26日，叫我来北京。半夜里进城，化装成教授，还换了眼镜。随身带四名警卫，还有上海警卫局长，他用手抓着我，很紧张，好像要牺牲。当时的局面不是政府在管理，而是学生在控制。从机场到中南海走了一个多小时。车子每到一个地方，遇见学生就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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