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尽管以反对和抨击教会和僧侣闻名，但他们的这种反对，并非是出于一种非宗教的个人精神，而是出于对宗教的个人主义，出于对上帝的爱。
梵蒂冈博物馆馆藏的拉斐尔《雅典学院》，位居画面中心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图源：VCG）
当应该代表纯洁和神圣的教会堕落时，那些抨击责骂它的人才是信仰的真正维护者。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宗教在信徒身上和灵魂里打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当时意大利的世俗社会道德野蛮而残忍，但人们的内心深处却存有一份虔诚，因为人们关注灵魂的拯救。即使是曾经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子恺撒·波吉亚（Caesar Borgia）为敌的佣兵队长维特罗佐·维泰利（Vitellozzo Vitelli）在临死前也会派一个信差到罗马请求教皇赦免其罪。事实上，当时很少有人在临终前不请求神父为其行终赙礼的。亦即是说，他们不曾背弃天主。
在这等虔诚的心情下，人们一直按照教会传播的价值观念和教义指导自己的生活，审视自己的心灵，谦虚而恭顺地活着。然而面对堕落的教会，人文主义者站了出来，用他们的声音去匡正心中的教会。
那个时期的人们不会像《欧洲中世纪简史》的作者那样感叹：其实教皇多为心地高贵之人，因为不满意用说教来改正世人的错误因而投身世俗中，但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玷污了自己；也不可能清楚的划清界限，无论如何保住他们的宗教——意大利民族的每一种性格都是强烈到近乎激烈的，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受想象力的支配较其他任何民族为多——因此才有了人文主义者对教会激烈的抨击指责。
但是意大利的这些人文主义者所持有的个人主义精神，其来源也包含在基督宗教的传统精神里——尽管这是基督宗教从其他地方承袭而来的。
早期基督教徒留下的个人主义传统，表现为在罗马政府的压制下仍坚信自己的信仰的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明知会被粉碎于狮爪之下仍向前踏出一步的无畏与坚持。那些同样信仰这个被政府禁止的宗教而离开人群走到一起的人，其本身一定比他人有更强的独立意识；而类似日尔曼部落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独立倾向”、“极端的个人主张”、“无拘无束的独立性”等意识形态，在基督教征服日尔曼后，也与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合流了。
秉承这种精神传统，即使是对于基督教义的最高体现、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教皇，人文主义者认为其行为有辱教义，亦会进行批评——不过，这并不是不留情面的。因为他们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教会，而是为了拯救教会。
他们所指责的，并不是神学体系和教义，而是教士们的堕落行为，尤其是世俗化倾向强烈的行为。因此那些低级的教士和修女更多的成为他们抨击和嘲讽的目标——事实上当时的教士里良莠不齐，整体水平较之前为低，甚至有强盗混入其中。
人文主义者的行为多少起到了净化教会的作用，而教会以及教皇与许多人文主义者也经常合作，关系还都很好。
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波吉奥曾因无情攻击教士丑行而闻名于世，后来却连续为七个教皇当秘书，而教皇西克斯特四世年青时曾在意大利一些城市教授神学和哲学，并十分崇尚古典文化，当上教皇后，许多人文主义者声称与他有师生之谊。至于利奥十世，人文主义者对他的赞美比对当时的君主们多很多，当然原因中的一部分是来自他的慷慨。
也许这有些矛盾，不过基于教皇利奥一世的著名理论，即“教皇是圣彼得的不称职的继承人”的论断，也许人们对没有继承行神迹能力和高尚品质的继任教皇们还是存有宽容的。更何况当时没有人认为自己有能跨越教会与上帝进行交流的能力。
因此，无论是怎样的批判，也不能掩盖人文主义者本身浓厚的宗教情怀。关于这例子有很多。
著名人文主义者薄伽丘坚决反对禁欲主义，但他仍坚信上帝是一切善的源泉。他认为，虽然在罗马，从教皇到红衣主教到一般的僧侣，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但是天主教作为一种宗教以及它的教义仍然是伟大的，是正确的。在他的著名小说《十日谈》中，一位名叫杨诺的异教徒在改信天主教，接受了天主教教义后，成为了一个高尚虔诚的善人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乔瓦尼在自己的通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他说，虽然他非常喜欢古代，但这种喜欢并不包括神圣的宗教和信仰，与古代人相比，在宗教信仰上“我们”要幸福得多。尽管在其他方面古代有优越于“我们”之处，但在信仰方面，“我们”不会居于他们之下，因为古代人在异教的引领之上，必将走入歧途，而“我们”则沐浴着基督教的光芒。所以“那些追随他们的领路人走入地狱的人是不幸的，相反，我们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己经看到了真正的光芒，它使得我们知道了我们所感，并为我们打开了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可以达到真正的幸福。”
人文主义哲学家费奇诺自己是个牧师，他主张宗教宽容，但他倾向于基督教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他写过为基督教神学辩解的文章和其他一些神学著作，他坚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服从教会的裁决，甚至愿意为此而放弃自己所喜欢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的观点。
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才多艺的“巨人”的典型代表。但在他去世前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迫近，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圣经》中的教义。
除此以外，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一时期的绘画与雕塑的题材与表现形式，也可以深知人文主义者的深厚的宗教情结。
在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的建筑是奉献给上帝的教堂，如由布拉曼特、拉斐尔、帕鲁齐、小莎迦洛及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艺术家前赴后继地设计建造的圣彼得大教堂。最优秀的绘画与雕塑主要是描写宗教题材的，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丁圣母》，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画》，提香的《哀悼基督》等等，乔托在创作他的艺术作品时，满脑子是《圣经》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才使他笔下的《圣经》人物栩栩如生，不仅拉近了人与上帝的距离，而且更加激发了人们的宗教情感。
固然，这时期的宗教画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息，但它们毕竟不是现实的世俗生活。而且，正是这种宗教情结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虽然世俗化，却不失崇高与庄严，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艺术典范。
由此看来，文艺复兴时代，虽然人文主义者在表面上对于宗教表现得漠不关心，并经常反对教会，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曾经或者敢于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即使是直言不讳的自由思想家，通常也会在觉到死亡迫临的时候与教皇和解。而“大多数学者痛感当时教皇的罪恶，然而他们还是乐于受教皇的聘用。”
对仪式和圣礼的依赖意识普遍存在于人民中间，“将死的人普遍希望得到教士的赦罪”，“他们可能讨厌教士个人，但仍然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神恩。”正如那不勒斯的人文主义者所讲的那样:“批判完了之后，灵魂仍然存在，对圣母还是象过去那样迷信。”因此，历史学家布洛克引用克里斯特勒的话，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虽然比中世纪更加世俗化，但其宗教性却不一定不如中世纪。
出于这种对宗教实际上的维护，直到德意志宗教改革者推出积极的教义，特别是信仰即可以赎罪而善功不能赎罪的教义之前，在文化和才智方面都堪称绚丽伟大的意大利都没有出现更强有力的反对宗教统治的活动。也许，在意大利这块土地上，人的思想从来没有越过否认教会统治的范围。
由此，即使在宗教改革发生之后，人们企盼的，还是天主教自身的改革，而不是别的什么。尽管对教士僧侣存在轻蔑和反感，但更加无法抹去的还是宗教习惯和信赖圣礼和圣典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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