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11月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议题以来，供给侧改革不仅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而且中国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正在不断探索，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希望。
长期以来，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足发展。但是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波动下行，并延续至今。在初期，有相当数量的决策者和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将责任归咎为三驾马车出现了问题。这种观点固然不乏道理，但却无法解释一种现象，即在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过多的同时，每年却有大量的人去海外抢购优质产品。
延安曾主导中国理论的方向（图源：VCG）
以2015年为例，一方面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更低，另一方面精钢特钢却需大量进口，而且这一年中国公民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商品层次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马桶盖、奶粉等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因此，与其说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不如说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人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这正是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概括而言，供给侧改革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理论供给出现问题
与经济问题类似，供给侧改革也适用于中国的文宣领域，因为文宣领域存在着和经济领域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文宣部门向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产品，一会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会又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再一会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自信”等等，让人应接不暇。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因为陷入了论证死循环，以及粗糙的宣传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民众的欢迎，实在令人存疑。
在传播方式上，文宣部门的做法也难以令人满意，除了灌输还是灌输，对待其它非主流的价值观除了打压还是打压，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舆论的阵地，但结果却造成了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撕裂，主流价值观难以像春风化雨那样实现有效供给。这就给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机会，一定程度上抢占了官方主流价值观的阵地。
此时，“西方敌对势力”就成了中国文宣部门的替罪羊——这一切都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捣乱，他们包装的虚伪西方价值观迷惑了中国老百姓。事实真是如此吗？当然，我们不排除确实有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搞颠覆渗透，被他们包装的西方价值观也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如果文宣部门总把自己宣传的失利归咎到“西方敌对势力”上面，恐怕是夸大了敌对势力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分辨能力。
所谓内因是事情变化的基础，如同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有效供给不足一样，理论危机的根源还是文宣部门的理论供给能力不足，提供不了有竞争力、可以满足“市场”需要的理论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文宣部门像一些高科技企业一样，有能力向广大民众提供大家都需要和喜闻乐见的理论产品，西方价值观就很难有机会见缝插针，更难以占领主流价值观的思想阵地。因此，从供给侧的理论看，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是理论需求，而是理论供给，是中共文宣部门没有认识到时代的转变和人民对理论消费的提升，无法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所以自然不会受到理论消费市场的欢迎，这才酿成严重困扰中共的理论危机。
以史为鉴 理论供给理论应与时俱进
其实，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在中共身上，因为中共本来就是一个理论型政党。理论不仅深受中共重视，而且对中共的建国、执政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共的“二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之一。所以中共常说，掌握“枪杆子”与“笔杆子”是她克敌制胜的法宝。特别是在国共斗争年代，中共运用“笔杆子”的的能力令人惊叹。
遥想当年，偏居延安的中共，刚刚摆脱被围剿的命运，却很快让延安成为了当时的思想高地，吸引大量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障碍奔赴延安。当年的延安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用今天供给侧理论来分析就是，相比于深陷理论危机的国民党，位于延安的中共，及时向当时的中国民众提供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理论产品。
“九一八”事变后，一致对外，抗战御辱，日渐成为大众的心声，因此中共非常旗帜鲜明的打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一直将这种舆论宣传坚持到抗战胜利。而且，为了吸引渴望民主的民主党派、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满足人们追求民主的理想，中共的《新华日报》在抨击国民党“限制自由、镇压人民”的同时，不断向民众宣传，“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要高举民主的大旗。”
正是这些扣合时代诉求的理论主张，让中共获得了大批民众特别是工农和知识分子的拥护，透过理论来支撑武装斗争，从而打败了曾远胜于自己，但后来却迟迟提不出能够满足时代需求的国民党。
历史证明，只有推出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产品，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一真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得到进一步验证。1978年，中共之所以能够摆脱“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的束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正是因为推出了时代所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共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和思想认识再次陷入困境。这个时候，邓小平通过1992年南巡讲话解决了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问题，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新时代呼吁新的理论供给侧改革
跨过一个又一个理论障碍，中共走到了今天。但时移世易，中共理论文宣系统的理论供给又遇到了新问题。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同往昔，即使与邓小平南巡时的1992年相比，也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全球化扑面而来，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地球村，中国也已全面融入全球化，每年外出旅游人数超过一亿人次，这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思想在中国人脑海里同场竞技。同时，城市化快速推进，2015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6%，人民的胃口更挑剔、更现代，再也不能用旧有的治理农村的方式来搞文宣。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更是让网络像阳光一样洒遍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让各种信息、思想的获取前所未有的便捷。多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多种价值观随之兴起。
新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供给。执政党需要新的理论供给来引导国家的变革发展，人民需要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凝聚共识。但遗憾的是，今天中共的理论文宣部门还没有认识到新时代发展的特征，无法从供给侧层面，给执政党和人民提供需要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再加上传播手法老旧，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理论危机，制约了中共的发展。
这些年各种价值观蜂起，中共宣扬的主流价值理论严重丧失吸引力，年轻一代甚至普遍对此毫无兴趣。习近平认识到了这个危机，所以他上任后一方面高频率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意在将其融入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带着政治局三次集体学习马克思原典，提出要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力图在理论供给上满足时代的新需求。
但问题是，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他没有精力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这就要求承担理论生产和传播任务的中共文宣系统，能够将习近平的想法整理成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并介绍给人民。但问题是，中共文宣系统还无法承担起这项任务，甚至给人习近平在孤军奋战的感觉。也因为此，主流价值观无法透过辩论深入人心，而是用强制的方式来占据主流，造成了剑拔弩张的紧绷局面，坑害执政党的形象。因此，正如经济领域在进行供给侧改革一样，中共文宣系统也亟需一场深刻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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