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之花蒋先云深得时任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中共广东军委负责人兼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赏识，是蒋介石最得意之学生，被誉为“黄埔奇才”。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做了大量有利于两党合作的政治活动，多次调和校内党争，多次力量劝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但也因此两蒋产生嫌隙。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死在河南临颍战场上。对于他的死，据他的学弟回忆跟蒋介石有关。
黄埔之花蒋先云得到国共两党的器重（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出无数名将。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上，他们叱咤风云，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然而黄埔也是一所诞生于烽火中的军校，它背负着国民革命之理想，孕育出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开启民国史上的新纪元。当人们对那些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大放异彩的名将津津乐道时，或已不曾记起，在“以血洒花，以校作家”的大时代，还有一群怀揣着理想的年轻人，已将生命燃烧在梦开始的地方。
北伐前后殉职的红色黄埔生
1926年7月北伐正式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籍将领同样浴血前线，舍生忘死。以黄埔一期生为例，“宁汉分裂”前牺牲在北伐前线的红色黄埔生就有胡焕文、洪剑雄、曹渊、张其雄、赵子俊、赵枬、黄再新，其中胡焕文与曹渊牺牲的记载较为详细。胡焕文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第9连连长。据1928年国民党“中央军校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特刊”《黄埔血史》载，1926年7月10日，独立团进攻醴陵，敌军唐福山部约一团之众凭险据守，又以强大火力为掩护，给攻方造成极大麻烦。为尽快突破阵地，胡焕文率领尖兵于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战斗中胡“身先士卒，向敌猛冲”，一举击溃前沿敌军。但在追击过程中，因敌军认出胡焕文为北伐军官长，“遂以排枪向其恒射，先腿部连中二弹，鲜血淋漓。仍指挥前进，若无事然，继伤肠部，又伤喉腔……我骁勇无前之胡焕文同志，遂于此役蒙荣誉之牺牲，而成为北伐战史中之烈士矣！”这一年，他刚满25岁。
时任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的曹渊牺牲于武昌之役。曹渊是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后加入中共的，毕业后，他担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连党代表、连长，先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诸役。北伐战争打响后，曹渊随叶挺独立团一路北上，先后参与汀泗桥、贺胜桥诸役，直逼武昌城下。9月5日，曹渊担任奋勇队队长，在惨烈的攻城战中壮烈成仁。
关于曹渊牺牲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战死前线说，此说法出自1928年《黄埔血史》的记载，其壮烈程度不亚于胡焕文，即：“攻城令下，君（曹渊）自荐任队长，进攻通湘门。9月5日拂晓冒弹进城基，时城上炮火猛烈，爬城队伤亡无数。君执笔作报告：谓现状虽危，但革命军，有进无退，我誓必牵我可爱同志达竖青天白日旗于城上之任务。……未毕词，适梯已靠城，君跃进攀登，身中弹，不之顾，及梯顶，高呼：革命军万岁！中弹中要害，高呼之音犹未绝，而君遂与世长辞矣。”
另一种是死于营中说，这一说法是出自《周士第回忆录》。据周士第说，9月5日，天刚破晓，曹渊给叶挺写战斗报告：“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曹渊。”写完刚欲落笔，不幸头部中弹，“之间最后一笔，由纸的左下方向右下方竖拖了三四寸长”。曹渊牺牲时的年龄与胡焕文一样，25岁。
从东征到北伐，黄埔一期生中阵亡、被敌杀害、病殁者共计79人，其中共产党籍的黄埔生为23人，占29.11％。结合所有黄埔一期生，中共学生所占17.23％的这个比例来看，红色黄埔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牺牲不可谓不惨重。
“黄埔之花”的凋零
1927年5月28日，河南临颍战场上硝烟弥漫。临颍之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国民政府决议继续北伐，继而与奉军之间爆发的战争。上午8时许，临颍城东传来激烈的枪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兼党代表的蒋先云率部向奉军发动冲击，在向官兵们喊出“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听官长指挥，与敌人拼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口号后，率部冲上前线。战况异常惨烈，枪林弹雨中，蒋先云左足中弹，士兵要他退下火线救治，他却答：“脚伤了，没关系，还能骑马，我必杀退敌人。”说罢解下自己的绑腿带包扎好伤口，随即跨上一匹醒目的白马，挥舞着指挥刀，向奉军火力最为密集的地方冲去……。
记录这一幕的，是蒋先云的学弟，时任77团7连连长黄克鼎，在他的记忆中，蒋先云跨马飞奔冲入敌阵后，数度受伤，人马俱扑，仍然高呼：“冲锋，向前杀去。”当收到师长吴仲禧要他退下火线的命令时，他让传令兵回报师长：“我蒋先云不捉住敌人头目，不下火线。”接着又跨上战马向前冲锋。“炮弹片炸断了他的腰皮带，穿入腹腔，流血不止，他仍挺身奋力高呼：‘冲呵！杀呵！前进！前进……’”25岁的蒋先云主动向着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冲锋，将生命之火燃烧殆尽。
蒋先云之死对国共两党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他太过于优秀，是那个时代年轻人中的佼佼者。1917年，15岁的蒋先云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湘南学生运动领袖，被毛泽东所看重。1921年10月，经毛泽东介绍并经中共湘区委员会审查，蒋先云与夏明翰、贺恕、蒋啸青、黄静源、屈子健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后，蒋先云又深得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赏识，廖仲恺甚至称赞他是“最可造就的人才”。入校半年后，蒋先云果然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最受瞩目的黄埔之花。
同时，蒋先云又是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在黄埔从军期间，校长蒋介石对这位学生尤其钟爱，夸他是“黄埔奇才”，并屡次试图拉拢他，甚至不惜以高官相授，动员他脱离党籍。但蒋先云不为所动，他以“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作为回答。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希望这名优秀的学生能留在自己身边。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北伐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北伐文告，多出其手”。“四一二政变”后，这对师生因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分道扬镳。一个多月后蒋先云即牺牲在临颍战场。
蒋先云阵亡后，武汉国民政府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黄埔师生皆为之痛惜。但蒋先云的学弟黄伟斌（黄埔三期）在悲痛之余，却对这位优秀学长的死始终存在着疑惑。他说：“我总是在想：‘掩蔽身体，发扬火力’这是士兵们都懂得的基本军事常识。蒋团长时黄埔军校学生，在东征北伐中，也曾打了不少胜仗，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懂吗？绝对不会的。那么，他为什么要骑着大白马到最前线来这样带头打冲锋，以吸引敌军火力射向自己呢？我真是百思而莫其解！这问题团里有些同学也有同感。”
后来某天，黄伟斌与代团长孙天放聊到这个问题时，孙天放告诉他：“蒋先云最近想要寻死，曾和我说过两次。因他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蒋要他当师长，他不干。自此以后，蒋对他就不如以前那样信任了。而且，党内常有人说他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要投靠蒋介石了！虽然他再三解释、申辩，党内总有有人说他怪话。啧有烦言，人言可畏。他感到做人这样难做，思想上有这么一个大疙瘩解不开，就决只有一死，以了却一切……”
蒋先云阵亡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带着悲观、矛盾甚至绝望的情绪选择死亡。即使在90年后的今天，这位黄埔骄子的陨落亦足以令后人扼腕叹息。
北伐军中的军阀式杀戮
阳光之下必有阴影，即使是朝气蓬勃的北伐也不例外。除了前线的牺牲，陨落于北伐中的另一部分高级将领的死因却是不甚光彩的内斗，甚至带有明显军阀倾轧的色彩，这也是国民革命军在招揽百军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阴暗面之一。
祸起萧墙导致高级将领死亡的事件几乎都集中表现在倒霉的黔军系统上。1926年北伐誓师后，贵州军阀袁祖铭是第一个响应革命的，当年8月，其部黔军陆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袁祖铭任北伐军左翼总司令，所辖4个军、1个直辖师和3个直辖旅，参谋长为朱崧，前敌总指挥为王天培。从黔军中尚存“旅”一级编制可看出，其部队虽易帜，但仍保持着军阀部队的风貌。其实不仅是部队编制，就连指挥官也有浓浓的军阀特色。
当左翼军官兵在两湖战场连连获胜，吴佩孚调集大军南下之际，总指挥袁祖铭竟投机取巧，他蛰居常德，与吴佩孚暗通款曲，并以湘西为大本营，截留税收，私委官吏，广招散兵游勇。最先侦知这一切的是第8军军长唐生智，一方面，唐深知袁的动向的确为北伐军肘腋之患；另一方面，唐生智也是军阀出身，担心袁祖铭的野心会威胁到其在湖南的地位。于是唐要求袁交出防地，但袁置之不理，唐遂下杀心。1927年1月30日，唐生智在常德设下鸿门宴，一举诱杀了左翼军总司令袁祖铭、参谋长朱崧、直辖师师长何厚光。
袁祖铭死后，左翼军直辖所部或被遣散，或被瓜分。袁带出来的黔军一时群龙无首，各奔东西。彭汉章率第9军向武汉进发，王天培则沿江南下投靠蒋介石。不幸的是，彭汉章进军汉口的途中遭唐生智部逮捕。同年8月12日，军事法庭认定彭汉章在军事行动中犯有杀人、掠夺之罪，在武汉处决，时年38岁。投蒋的王天培虽然得以继续统兵作战，但还是没有逃出倒在自己人枪下的宿命，他于1927年9月2日被处决，时年39岁，成为第一个被蒋介石下令枪杀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
纵观以上几位倒霉人士，袁祖铭之死是事出有因，阵前通敌，取死怨不得谁。彭汉章之死则属唐生智斩草除根之举。唯独南下投蒋的王天培之死最为特殊，也争议最大。
名将王天培之死
王天培是贵州天柱人，生于1888年，原名伦忠，字植之，号东侠。年少时，因成绩优异而升入武昌第三中学。其时，全国反清革命已是风起云涌，而武昌即将成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首义之城。武昌起义爆发后，王天培被战时总司令黄兴委以重任，任命其为凤凰山要塞司令，说起来也算是个首义功臣。到了护国战争时，王天培虽然只是一个营长，但却创造了以一营之寡胜一旅之师的奇迹，那一战袁军大败，敌旅长马继增自戕。后来，在1921年讨伐沈鸿英的战争中，王天培又再一次创造了以一团败敌一旅的辉煌战绩。
不过，真正对王天培生死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其在黔军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王天培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北洋政府军部委派回贵州，在王文华黔军第1团任见习排长。之后，王天培一方面步步高升，与袁祖铭一起成为左右黔政的“保定系”头面人物。另一方面，他也卷入了贵州暗潮汹涌的政治斗争之中。他的长官王文华与何应钦同属“士官系”，何王两人私交甚好，并有姻亲关系。1920年，王文华在上海遥控何应钦等人发动“民九政变”，结束了军阀刘显世在贵州的统治。政变虽取得成功，但还未等王文华回黔主政，他便被“保定系”首领袁祖铭派人刺杀于上海，何应钦也于不久后被驱逐出黔。从这一角度来看，何应钦与王天培早就是敌人，且为不共戴天之仇。
北伐战争爆发后，王天培于湖南洪江誓师，率部出征。战场上，第10军经历恶战无数，自湖南新化首战告捷起，一路直下常德、澧州、藕池口、公安、石首、松滋、沙市、荆州、长阳、枝江、横堤、西各水、屋崖等重镇。投奔蒋介石后，王天培率部攻打徐州，仅用14天就将孙传芳和张宗昌纠集重兵死守的这座军事重镇攻下。各地皆举行庆功会，各报竞相报道，甚至将王天培的第10军和叶挺的独立团并称为“铁军”。王天培亦因此有了北伐名将之称。
但“宁汉分裂”的发生改变了一切。将领尚在前方浴血，后方已是风声鹤唳，腥风血雨，官兵士气大受影响。此时王天培也因蒋介石对待嫡系与杂牌待遇的不平等而渐生不满，他曾向熊斌一说：“我所率的是云贵子弟兵，转战万里，从事革命。伤亡损失既大，补充没有，待遇不平。我们在前面与敌作战，他们却往后撤，留我在前方送死，我也不干了！”
王天培想另谋出路，暗中与武汉政府多有来往。1927年8月4日，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加委了从南京政府来归的军长13名，第10军的王天培位居首席。恰在此时，蒋介石反攻徐州失利，于6日退回南京，9日即下令拘押王天培，并于11日下令枪决。但当时因蒋介石下野，枪决王天培的命令未能如期执行。直到14日，何应钦才将王天培秘密押往上海，后又辗转于浙江省防指挥部。1927年9月2日，王天培被枪杀于杭州拱宸桥。一代北伐名将就此陨落。
王天培之死开了蒋介石枪毙高级将领的先例，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王是作为蒋反攻徐州失败的替罪羊而受死的，但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首先，下令枪毙王天培的虽是蒋介石，但真正的执行者却是何应钦，王被枪决时蒋早已下野。蒋介石要杀王天培，不是什么“找替罪羊”，更大的原因恐怕是已侦知王天培想背叛自己，投靠武汉政府，但他本人未能执行该命令。真正执行者何应钦才是决定王天培生死的关键人物。何应钦要杀王天培，不排除有替其妻兄王文华报仇的动机。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最坏的局面，王天培注定难逃一劫。
王天培之死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即号召“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同样存在着军阀派系纷争之流毒。由近来说，这些高级将领相继被杀是几年后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乃至中原大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远来说，20多年后，国府风雨飘摇之际，桂系逼宫、滇军倒戈的种子，在此时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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