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三月十九日（阴历），绝望之中的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李自成入紫禁城，拉开了甲申国难的坍塌序幕。
摄政王多尔衮堪称政治家的典范（图源：网络）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帅大军讨伐驻扎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二十三日，李自成在吴清联军的打击下败溃；五月初一，清军入北京。
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为清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殉难；五月十五日，清军进入南京，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及尚书钱谦益等人剃发降清；五月二十二日，忠于南明的靖国公黄得功战死，其部将中军田雄、马得功等冲上御舟，劫持弘光帝献予清军。
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庞大的汉人帝国如同泥足巨人，在外力的轻轻一击下迅速崩解，胜利是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清庭自身都感到的头晕目炫。“由北向南，其行若速，恍若梦中矣！”而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亦不得不感叹清朝“国初创业太易”。
如果《八旗通志》中记录属实，那么入关的八旗精锐满打满算不过6万人，而其所要征服的群体却是一个拥有1亿人口的庞然大物，即便战力再强，然有限的实力绝难支撑持久的消耗。考虑到自身兵力的薄弱，多尔衮本人并不乐观，并言“得地一寸则一寸，得地一尺则一尺。”
实际上，真正使得清王朝瞬息之间踏平中原征服江南的，并非军事实力。从进入北京到平定南京弘光政权，清军仅在潼关附近、太原和扬州有过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大部分清庭之敌，不论是前明还是李自成，只是望风逃跑或者投降，而这其中不乏实力强横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事实表明，是灵活多变而富有远见的政治策略，而非军事力量在清庭的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山西姜瓖、山东谢升、河南徐定国与李际遇、九江左梦庚、淮北李成栋、李本深、刘良佐，以及福建郑芝龙，皆不战而降清。）。
当多尔衮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时候，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一方面，李自成从北京败溃逃亡西安后，称强一时的大顺政权迅速瓦解，从北京到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都实际上处于地方自治的状态，谁能够迅速收服这些地方力量，谁就能率先建立政治优势。
如前明大同总兵姜瓖杀大顺军守将张天琳自治，山东前明官员谢升、赵继鼎等杀大顺州牧吴征文自治，即华北大部分地区是由曾经投降大顺的前明地方官所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这些地方官员的认可和归顺，尽可能不流血的征服中国北方，显然成为此刻清庭的急务。
对于当时的形势，多尔衮有着清醒的认知，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当务实的政治策略，设法吸引这些举足轻重的前明故臣效忠清庭。
首先，在入京初期，多尔衮尽可能地维护前明士绅的财产，并严明法度，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下令：“故明勋戚赡田己业俱准照旧，乃朝廷特恩，不许官吏侵渔、土豪占种，各勋卫官舍亦须仰体，毋得滋事扰民。”这一规定，得到了汉族地主士绅的欢迎，并使得很多厌憎满清的汉族士大夫开始认可清朝，明清之际曾与清军有血仇的“国朝六大家”宋琬即是如此。
入京之后，八旗军队在多尔衮的严令下一改抄掠无度的习性，并谨守法度。据刘尚友的《定思小记》所言，清军中的蒙古兵在城上守卫巡逻时，皆收弓束矢，说：“恐惊百姓也。”还说：“中华佛国也，我辈来作践佛地，罪过！罪过！”徐应芬的《遇变纪略》则谈到，当时北京长安市上有诸多无赖刁民向清庭兜售窃取自宫中的锦缎彩织，多尔衮为此不惜付出两月军饷。总之，清庭的表现迅速收揽了普通百姓和士绅之心，并被战乱中渴望安宁的士民认为是能够安邦定国的“仁义之师”。
刘邦用张良之谋，还军霸上，并召集秦地父老道：“秦地百姓受秦法苛待很久了，我今天只与诸位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入刑。诸军当严守法度，百姓不用害怕。”同时令人告谕县乡百姓，秦地百姓欲犒赏刘邦军队，刘邦道：“不用，我军不乏粮食，不欲破百姓之粮。”百姓大喜，都害怕刘邦不能为秦地之王。——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这也是刘邦出陈仓后，降者无数，并迅速扫荡关中直逼徐州的原因。后来楚汉争霸在刘邦统治下，秦地民众壮年皆死，老弱苦于辗转）
其次，多尔衮对前明故臣和大顺官员，采取了一贯收纳的政策，这使得清庭的势力范围迅速向河北、山东、山西蔓延，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
入京第二天，多尔衮即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清世祖实录》）甚至许诺只要剃发归顺，地方官即可各升一级。第二天，就有沈惟炳、王鳌永、金之俊等十几位前明遗臣报到，多尔衮立刻亲自接见，并恳请对方：“汝曹勿畏，我不杀一人，令各官照旧供职。”（李天根《爝火录》）不久，前明山东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使司佥事霸州道刘芳久、布政使司参议天津道孙肇兴、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昌平道孟良允，按察使司佥事易州道黄图安，皆来入仕，多尔衮皆使之“俱仍为原官”（《清世祖实录》）。即便是于是李自成带来的官员，多尔衮也一概予以任命，针对柳寅东的反对意见，多尔衮则表示，“经纶之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可苛求”。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张怡《搜闻续笔》）
归顺者大多熟悉民情政务，具有相当的经验和威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稳定地方。前明顺天巡抚宋权宣布降清，多尔衮让他继续担任顺天巡抚。宋权征税赋、兵役、慰农耕，荐行地方人事，皆得其能，而该地区的形势也迅速安定下来。
多尔衮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不但迅速稳定了入京后的地方形势，还通过此辈的声望招揽了更多的前明地方势力效忠。山东官员王鳌永受命招抚山东、河南，通过其人脉关系，迅速帮助清朝收揽了整个山东；沈惟炳则拟定了一份包含北方各省的重要前明故臣的引荐名单，通过对这些人任命，清庭很快稳定了在北方的统治。
事实上，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迅速收服前大顺统治区官员的人心，还得益于南明弘光政权决策者的愚蠢。
清庭入京后，前明官员出于对异族的恐慌，大量南逃，归顺南明。前明翰林院官杨士聪在书信中写道，清军占领北京后，大量官绅浮海南走，“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这种情况出现之多，以至到顺治元年七月，沈惟炳亦怀忧上书道：“大清入来……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
不过，在沈惟炳忧虑的同时，南明却因北方官员曾经投贼的失节，而大动干戈，对这些南投的北方官员进行激烈的排挤甚至迫害。
根据周时雍的《兴朝治略》，南明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史可法就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曾效忠大顺的“伪官”，销毁其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逃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史可法皆依例将其斩首；曾经与大顺合作过的杨汝成和项煜在苏州的家宅则遭到当地暴徒的焚掠。
南明朝廷甚至规定，曾任大顺政权三品以上官职者、所有投降过大顺的督抚和总兵、所有主动助贼的翰林院和科道官员，皆受“磔”刑（顾炎武《圣安本纪》）这种政治举措丝毫不考虑绝大部分北方官员和军人都曾归顺过李自成的现实，斩断了这些关键力量投靠南明的退路，也使得曾经南投的官员被迫重新投清，比如清庭顺治年间的吏部尚书陈名夏即是如此。
实际上，对于乱世之中士大夫而言，其最关心的并非用来忽悠民众的“舍生报国”（谢升就打出了这样的旗号），而是自身的政治地位和财产安全。就像两汉之间的豪绅耿纯劝谏光武帝时所说的那样，“士大夫们之所以抛亲眷离家乡，随大王拼搏于刀箭之中，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罢了。如果大王不能给他们这样的盼头，臣恐部众离散就为期不远了。”（《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
而李自成之所以迅速崩溃，并非其军队数量不足，而是其对于争先恐后投降他的明臣，不但吝予官职，还拷掠太甚。在争夺士心的关键时刻，南明同样犯了类似的错误，以大义名分迫使亲附者远离（当史可法去招揽山东谢升的时候，却遭到当地士绅的冷遇。）。只有多尔衮正确认知了时局，并作出了恰当其时的决定（当李自成在北京抄掠财物的消息传到沈阳时，多尔衮的谋臣范文程欣喜若狂，断定李自成不过盗寇之辈，必不能久，并建议多尔衮做好准备南下征明。）。
从多尔衮入京到南京陷落期间的降清官员
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陈名夏 给事中 江苏
党崇雅 侍郎 陕西
梁清标 翰林学士 北直隶
卫周祚 郎中 山西
戴名说 给事中 北直隶
刘 昌 给事中 河南
柳寅东 御史 四川
陈之龙 分守道丞 江西
张若琪 侍郎 山东
方大猷 分守道丞 浙江
高尔俨 翰林学士 北直隶
张 忻 刑部尚书 山东
张 端 翰林学士 山东
张缙彦 兵部尚书 河南
刘余祐 兵部侍郎 北直隶
龚鼎孳 给事中 安徽
孙承泽 给事中 北直隶
薛所蕴 国子监司业 河南
傅景星 御史 河南
李元鼎 太常寺少卿 江西
熊文举 吏部郎中 江西
叶初春 工部侍郎 江西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姓 名 明官职 省籍
王正志 户部侍郎 北直隶
徐一范 吏部郎中 江苏
王宏祚 户部郎中 云南
卫周允 御史 山西
曹 溶 御史 浙江
胡世安 少詹事 四川
吴惟华 主事 北直隶
李若琳 翰林学士 山东
王鳌永1 户部侍郎 山东
金之俊1 兵部侍郎 江苏
沈惟炳1 吏部侍郎 河北
冯 铨2 大学士 北直隶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 名 明官职 省籍
李化熙 兵部侍郎 山东
宋 权 顺天巡抚 河南
任 濬 兵部侍郎 山东
张 煊 御史 山西
李 鉴 宣化巡抚 四川
谢 升 吏部尚书 山东
田维嘉 吏部尚书 北直隶
黄图安 分守道丞 山东
房可壮 副都御史 山东
刘汉儒 四川巡抚 北直隶
苗胙土 郧阳巡抚 山西
陈之遴 编修 浙江
刘正宗 翰林学士 山东
续表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谢启光 兵部侍郎 山东
孙之獬 翰林学士 山东
李鲁生 国子监司业 山东
魏 琯 御史 山东
潘士良 刑部侍郎 山东
霍 达 江苏巡抚 陕西
吴伟业 少詹事 江苏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 名 明官职 省籍
周亮工 御史 河南（南京居民）
刘应宾 吏部郎中 山东
张凤翔3 工部尚书 山东
钱谦益 礼部尚书 江苏
资料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早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前，随着明朝财政破产和部分军队的军饷自给，以及精锐部队的私人化，明朝部分军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军阀化的转变，而崇祯之死和四镇定位削弱了中央权威，进一步加剧了明军地方军队的军阀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收揽这些明军为己所用成为清庭的重中之重。
由于明廷财政的破产和军队规模的扩大，不得不靠诸将自谋养兵之法。孙传庭在关中垦田养兵，左良玉在湖广靠劫掠养兵。而常年的作战巨大消耗，迫使将官自行延揽军人，左良玉在汝南招兵数万，高杰在河南招兵万余，孙传庭在陕西招兵，皆自作主张之举，这些都使得明军内部的人事自成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军阀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与李自成军队的多次大战中，崇祯的诏令多次被左良玉等军头们无视，而北京的失陷，则使得军阀化的趋势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种情况，当多尔衮入京之时，他不但需要延揽前明官员稳定形势，招降纳叛，更需要能够吸引前明军阀归附，从而充实自己的力量。对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据《皇清开国方略》记载，在山海关之战以后，投降清庭的吴三桂当即被多尔衮封为平西王，得到一条玉带及其他赏赐，并保证吴将裂土以封，世袭罔替；清肃清王豪格南进黄河过程中，在多尔衮的支使下，晓示南明和闯军诸将，倘若投降，则清庭“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前明将领姜瓖率军投降，随即被多尔衮委任管理整个宣大地区的行政和军务；前闯军和前明将领唐通要求清庭承认其对宝德的控制，多尔衮即可应允，并封之以定西侯。
慷慨的爵位赏赐和裂土分封，迅速吸引了广大前明和闯军将领对清庭的效忠。毕竟，对于乱世之中的军人而言，作战的目的在于爵位和封地，而多尔衮对于降将远比前明对待忠臣更加慷慨——相比于清朝裂省而封吴三桂的平西王，南明仅封平西伯。
这种策略在乱世之中并不罕见。早在楚汉相争期间，真正的野心家就清楚地意识到慷慨的爵位和土地在乱世之中争取军阀支持的重要性。韩信曾向刘邦进言道，“用敌人的土地和爵位去收买天下的英雄，那么士众就会附之如水，君王就能天下无敌。”（《史记淮阴侯列传》）同样，在固陵之战失败后，面对诸侯的作壁上观，张良向刘邦进言道：“诸侯在意的不过是土地和爵位，汉王只需裂土以封，那么诸侯之兵就会立即赶到。”（《史记高祖本纪》）
因此，在1644年以后的混乱时期，只有多尔衮清楚地意识到该如何收买玩弄闯军和南明的桀骜军人，他赐给这些凶残的武人以梦想，哄骗他们倒戈投诚，然后驱动他们效死力以击敌。姜瓖怀着割据一方的美梦投降清朝，并为清庭出兵出力；李成栋试图像吴三桂般裂土封王，玩命般地向南突击，连擒隆武、邵武二天子；金声桓、王得仁则不惜死力绞杀南明，横扫两湖；郑芝龙泽怀着永镇粤广的幻想，献上了整个隆武朝廷。
通过这些叛臣和叛将的倒戈与帮助，多尔衮轻而易举地扫荡了大顺、南明的抵抗。不过，当这位摄政王意识到大局已定的时候，就开始逐步收回自己的承诺。
多尔衮进京当月曾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一旦南京被攻克，此令立刻被废止，并强令中国民众剃发易服；曾经被多尔衮“照旧厚养”或者“一概录用”的前明王爷和大臣，不是被杀戮，就是悉数打入冷宫；曾经多尔衮被严令保证的前朝士绅土地，则在后来以“无主之地”为由，成为八旗武士的跑马之田。
到了1648年，随着全国大部分被平定，多尔衮开始逐步剥夺前明将领的政治军事权力。毫无功勋的旗人佟养甲被清庭封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仅得两广提督之职，地位卑下；平定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仅得总兵官之职务；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派阿济格、博洛等领兵戍守大同，酝酿着剥夺姜瓖的军事政治权力。尽管，这些随即酿成了李成栋、金声桓、王得仁、刘泽清及姜瓖等人的叛乱，但通过一系列征剿，最终清庭巩固了对占领区的统治（1649年五月，被清庭赋闲北京的前明军阀刘泽清断定“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勾结部下发动叛乱）。
毫无疑问，甲申国难是一场真正的历史悲剧。但是，后人反思这场悲剧时，都往往归之以侥幸，却忽视了政治本身的残酷所在。真正的事实就是，在300多年前的大规模征服行动中，是清庭决策者非凡的政治远见而非军事冒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满洲人无情的利用了自己的敌人和盟友，其最终胜利不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更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的真正典范。多尔衮践行了权谋的要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听起来相当苦涩，但对1644年的清庭来说，则是毫不夸张的褒奖。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