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说我姥姥家的事儿，因为姥姥、姥爷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小时候去我姥姥家的次数比较少，印象不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姥爷，听我妈妈讲他个子很高，屯子里的人管他叫庞大个子。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日本人开的铁路上干活，一直到死都是铁路工人。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公司发给他一件呢子大衣，黑色的，质地优良，薄而挺括，不像后来我们自己产的呢子大衣那么松垮，这件大衣辗转传到我手里，是我唯一一件和我姥爷有些关联的东西，我穿了很久，曾经以为会保留到永远，可惜最终还是让我弄丢了。
我猜我姥爷的样子，就是我那几个舅舅的风格，身材高大，瘦削精壮，大眼睛，薄嘴唇，鼻梁高挺，一张山东大汉的长瓜脸。我爷爷家是满族，但我姥爷家不是，我姥爷家是早年闯关东来的蓬莱人。我查看地图，再看我那几个舅舅的块儿头，坚信当年他们不是从陆地上走过来的，而是从蓬莱下海，划船来的东北。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本来就不远，中间很多小岛，身强力壮的男人，父兄几个一起，带上女人孩子，一路划船也不是不可能。先到庙岛，再到南隍城岛，补充干粮净水，跨海顺风，一口气儿划到老铁西角上岸。
我姥姥家有八个孩子，四个男孩儿，四个女孩儿。四个女孩，我妈和三个姨妈还都在世，四个舅舅却都不在了。最后去世的是我二舅，瓦房店轴承厂的工人，早年援建西北，搬家去了汉中。我很小的时候我二舅带着三个儿子千里迢迢回瓦房店省亲。那天我放学回家，家里突然多了五条彪形大汉，分别是我二舅，我二舅的三个儿子，和我老舅，全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大眼睛，高挺的鼻梁，我爸爸年轻时大概一米七五的个头，在中国男人里面其实也不算矮，那天戴副眼镜，站在一边显得文弱可怜。我妈妈做饭做菜，端茶烫酒，对我爸高声大嗓，趾高气扬，给我留下了终身不灭的印象。
我二舅我只见过这一面，以后再也没有回来。那几个表哥也在西北扎根，跟瓦房店这一只没有什么联系了。另外三个舅舅去世都很早。我姥姥家的基因，男人都有点儿高血压脑血栓这些毛病，我大舅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去世了，大概也就六十出头。我老舅，就是跟我二舅一起到我们家的那个，是全家八个孩子中最小的，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我常说我爷爷奶奶身体怎么怎么好，好像我自己也会活得很长，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长得更像我姥姥家的人，所以继承我姥姥家的基因一定更多，说不定也就是六十几岁的寿命。因为这个原因我每次体检都特别关注血压血脂脑血管这些项目，不是怕死，只因孩子太小。好在到现在还没什么毛病，有一次看了体检报告我挺得意，指给医生看，跟医生说我所有的舅舅、姨，包括我妈都是高血压，幸好我不是。医生很实在，一边看报告一边说，你别急，你还不到年纪那。
我姥姥姥爷生下八个孩子，除了供吃供穿，还要供孩子上学。虽然我姥爷是铁路工人，穿日本铁道公司的制服，但是家却安在乡下。东北农村的孩子很多都不上学，可是我姥姥家八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都上学，不知道是我姥爷有远见，还是铁路工人比较开明，注重教育。我听我妈妈说，她上学的时候，连个书包都没有，只有一个花手绢，里面包着书本铅笔，就这样七八个孩子先后上学大概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姥爷为了多赚些钱，经常背上几筐苹果、烟叶，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到哈尔滨去卖。瓦房店出苹果，我姥姥家几代种烟，哈尔滨热闹富裕，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要钱，所以只要男人吃得下幸苦，看上去是一个包赚不赔的买卖。只是这样没日没夜干活养家，最后把我姥爷累垮了。有一次从哈尔滨回来，半路上胃疼吐血，知道自己就不行了。我姥爷掏了两块钱给坐在旁边的爷们，告诉爷们火车到了王家车站把他周下去。那时候人忠实守信，爷们拿了钱就办事儿，火车到站停车一分钟的功夫稀里呼噜把我姥爷周下了车，我大舅那时候已经在车站上做道岔工了，工友们把他喊过来，再送老爸去瓦房店医院，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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