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G20会议在杭州召开，举办如此重要的国际盛会，这部分显示出中国日趋提升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日趋加深，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身作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G20峰会在杭州召开（图源：VCG）
首先，中国的外交需要更好地认识现代国际规则的作用，并尽可能在国际规则的范围内争取国际利益。
国际规则是二战以后各个国家处理一系列棘手国际难题过程中，摸索出来、且为各国广泛承认的行为准则。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对现有国际格局的冲击，再加上过去的革命外交历史，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不必要的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的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不但能够消解其他国家对中国不必要的恐慌，减少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必要的麻烦，而且还能够以国际规则为依据和武器，防范更强势的大国干预或者损害中国利益。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进行有益补充和完善。
追溯历史，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过程中，正是由于首相俾斯麦巧妙地利用了国际规则中被公认的行为规范，才使得德国统一战争中不曾遭遇英俄等超级霸权国的干预。因此，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如何更好的理解和运用国际规则，已经愈来愈重要。
其次，中国外交应该以更开放地姿态面对国际争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相互交缠的。既不存在绝对的朋友，也没有完全的敌人。中国与许多国家皆存在共同利益，也有着难解的纠纷。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亟需解决的难题。
以美国为例，其与盟国加拿大、欧盟都存在着广泛的利益，也有着深刻的矛盾。在此次加拿大来访加入亚投行过程中，美国并未抨击加拿大；在TTIP协议的谈判中，德法不合作的姿态，也并未让美国暴跳如雷。事实上，这恰恰表明了美国外交思维的成熟，即无论关系多么紧密的盟友之间，也存在着彼此不同的利益，这时候，理解和包容就显得相当重要，一味地硬性考虑己方利益则很可能最终损害双边共同利益。
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要进一步摒弃意识形态斗争思维。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曾经刊文，强调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永不熄灭。这实际是犯了历史上的错误。在毛泽东时代，以意识形态为主输出革命的外交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了支援阿尔巴尼亚等意识形态类似的国家，中国不惜倾国之力援助之，加剧了国内三年大饥荒的痛苦；为了在南洋各国输出革命，中国发动当地华人，结果引发各国政府镇压，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与中国本土日趋离心，并引发别国对中国的恐慌。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零和博弈代价的剧增，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逐渐压制了彼此间的分歧。而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经验也说明，世界正在日益打破地域、意识形态的传统界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虽然仍然还有意识形态的博弈，中国也需要在事关核心利益问题上站稳脚跟，但却绝对不能斗争思维蒙蔽。毕竟，正如G20成功举行所预示的，中国正日益参与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意味着必须有全球的视野和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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