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简称《方案》），涵盖四大方面、十二个领域，堪为共青团历史上罕见的大幅度改革。若顺利根据《方案》实施改革，共青团将逐渐从一个日益官僚化的政治组织转变为一个联系青年的群众组织。
舆论场上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有不少人是从权斗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中共打压“团派”。事实上，这种说法完全禁不起推敲，不仅团派的说法难以成立，而且共青团的主业本来就是联系青年。如果再考虑到习近平一直都很重视苏共亡党的教训并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及，所以对中共“后备军”共青团进行这番天翻地覆式的改革，显然是未雨绸缪之举，试图在共青团彻底变质之前切除病灶。
共青团在今天日益背离了联系青年的主业
成也青年
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苏联共青团同样在苏联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10月29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并在1926年更名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共青团章程，共青团员的年龄界限为14岁至28岁，除了有犯罪行为和无行为能力的人之外，当时几乎所有14岁至28岁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共青团。面对当时革命后的内忧外患局面，苏联共青团多次动员全国团员参加武装斗争，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立下了许多功绩，被授予红旗勋章。内战结束后，苏联共青团成立了许多青年突击工作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推动了苏联经济的恢复。苏联着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描写苏联共青团员保尔·柯察金，在内战和经济恢复时期的英雄故事。
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五年计划，苏联共青团的作用再次得到印证。上世纪30年代闻名全苏联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水力发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运输建筑托拉斯、乌拉尔机器厂、共青城飞机厂等众多项目，背后都离不开苏联共青团员的付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共青团更是号召近百万青年保卫国家，被授予列宁勋章。战争结束后，50万共青团员和青年又奔赴东部和北部地区建设大型工业基地，35万青年到远东的荒地上进行粮食生产。资料显示，80年代初，在苏联国民经济部门中有60万个青年生产集体，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的青年占职工总数的32％。1981年苏联有135个大型项目被宣布为“共青团突击工程”。
因为这些成绩，苏联共青团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可靠助手和后备军，而这背后所依靠的正是苏联共青团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号召力和组织力。
败也青年
随着苏联共青团地位的不断攀升，危机开始滋生，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表现得尤其严重。中国作家杜君立先生曾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中，通过分析大量资料得出结论：“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当时，在普通年轻人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时候，高官及其家人的腐败已非常普遍。勃列日涅夫不仅带头堕落，而且其家人的腐败更是广为人知，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0年间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大肆贪污受贿，最终酿成震惊全俄的“驸马案”，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形象。
受此大环境的毒染，苏联共青团的腐败同样非常严重，团组织逐渐弱化、懈怠、放任自流，官僚主义肆虐，“搞关系”现象盛行，不仅团员的身份愈来愈功利，而且团员内部的阶层差距不断扩大。这样的苏联共青团，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低。
在苏联共青团日益堕落的同时，年轻人的想法日益多元、活跃，一系列非正式青年组织随之产生，并且冠以西方流行的名称，比如嬉皮士、罗克尔、布莱克尔等。这暴露出苏联共青团已经难以适应青年的需要。
对此，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曾有分析称，一方面，进入戈尔巴乔夫时期，共青团组织的人数开始逐年减少，青年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态度消极，远离政治、远离体制甚至反苏共的非官方青年组织数量猛增；另一方面，正如时任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年科所感慨的那样，苏联共青团已经陷入官僚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之中，逐渐丧失权威。
到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时，各级共青团组织利用特权，趁着国有资产商业化、公司化的大潮，迅速成为“弄潮儿”，甚至诞生了备受诟病的“共青团商人帮”和“共青团经济”。有数据显示，上世纪末，共青团干部在俄商界精英中一度占到17%。
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日益变质的苏联共青团逐渐被青年抛弃，最终随着苏联解体而自行解散。对于苏联共青团解散，所有共青团员非但没有感到悲伤，反而促使其中一些人大胆利用此前经营的关系网，大发苏联解体之财。
历史殷监不远，今天中国的共青团，与苏联共青团有着类似的经历。近些年来，中国共青团不仅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腐败盛行，今年4月更被中央巡视组批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面临着与苏联共青团相同的蜕化与变质危机，日益沦为政治僵尸，迷失了联系青年的本位，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和组织力不断降低。若任由这种趋势蔓延下去，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与危机，苏联共青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样本，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据《亚洲周刊》报导，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与新任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谈到苏联和苏共解体时，感慨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这说明习近平怀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不想中共重蹈苏共倒台的覆辙，执意于守住中共的阵地。既然如此，面对苏联共青团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上任后，何以会对共青团进行此番刮骨疗毒的大幅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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