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于9月4日落幕。除了是四年一次之外，本届立法会选举不仅投票率和投票人数均创历来新高，而且建制派议席缩减，内部亦现分化暗涌，同时6名本土和前途自决派进入立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过去建制派和泛民两分天下的格局，挤压了温和政治力量的生存空间，为香港政治走向增添了不确定性。
本届立法会选举，不同党派各显神通，提升了投票率
在2012年上一届选举结束后的4年期间，尤其是近2年，香港发生了一系列牵动港人心弦的事件。从2014年6月的白皮书发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为香港特首普选连落三闸和占中，再到香港政改失败、旺角骚乱，以及铜锣湾书商案、何韵诗事件，陆港矛盾和香港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纷纷鼓动各自选民走向投票站，加之当下许多港人有危机感，希望透过手中选票改变香港政治生态，从而让民意在这场选举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从选举结果来看，相比于上届的43席，建制派在本届立法会选举中只剩下40议席，尽管只要他们此后不再内讧、碎片化和失去社会的支持，还是能够控制立法会，但地区直选和超级区议会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建制派铁票见底，不是香港社会的主流，只能依靠小圈子的、保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功能界别席位，来维持立法会多数。与建制派议席缩减相反的是，非建制派议席增加，既反映了港人日益对现状不满，也说明了反对梁振英连任特首的民意非常清晰，以后立法会工作难以进行。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有6位本土和前途自决派进入议会，其中2位青年新政的议员和1位热血公民的议员，是带有港独倾向的激进力量。虽然2位青年新政的议员算是相对“温和”，还有妥协空间，他们在当选后也表示愿意在民生议题上与其他党派沟通，以及激进的黄毓民被淘汰，严重打击了激进派的凝聚力，会让以往比较激进的梁国雄和陈志全稍微收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议会的和谐，但不仅热血公民的议员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带有港独倾向的激进力量进入和影响议会已是不容回避的既成事实，更重要的是，激进力量能在短短两年内，完成街头社运到立法会议席的华丽转身，其势头之猛，理应引起香港管治机构和温和政治力量的反思。
要认识到，激进力量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归根究底在于面对香港日益严峻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曾经的两大派别建制派和泛民因为长期陷入对立和撕裂之中，未能及时和有效回应民意的需求。过去多年以来，治港机构轻视了建设“一国两制”的挑战，在斗争思维的影响下，将建制派定位成“爱国爱港”，大力加以扶持，令其逐渐蜕变为妨碍香港改革的保守势力，而将泛民定位成反中乱港的“反对派”，倾力压制，在导致温和泛民的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的同时，激进泛民日益走向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道路，其结果是陆港矛盾、建制派与泛民的矛盾不断激化。而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又历来是一个官商共治的社会，早在英治时期就存在的结构性经济社会问题，因为建制派和泛民的撕裂，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导致香港经济低迷、贫富差距严重、年轻人缺少发展机会，整个社会弥漫着怨气，以至于激进力量乘势兴起，甚至演化为分离主义，不断挑拨陆港的舆论神经。
包括中联办在内的治港机构，应该要对此有清醒认识。曾几何时，不单单整个香港流行着大中华情节，诞生像《我的中国心》之类引起强烈共鸣的艺术作品，而且被定位为反对派的泛民主要政党的民主党，更是主张“民主回归中国”，与国家命运共进退，是“一国两制”的积极践行者，但为何在已经回归接近20年的背景下，作为两地最大公约数的“一国两制”居然陷入困境，以至于让激进本土甚至港独思潮借机盛行呢？
这里固然有一些泛民和本土力量借香港深层次问题挑动民粹的原因，但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治港机构未能准确理解和落实“一国两制”，频频挟巨量资源搅入香港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的其它内部事务，加剧了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乃至对“港人治港”产生怀疑。这就好像在本届立法会选举过程中，传言称一些与中联办有非常紧密关系的所谓独立候选人，在损害了传统建制派议员的情况下获得了议席，有一些地方甚至是直接牺牲了工联会和民建联的参选人。如果传言属实，不仅令人们怀疑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产生对中联办甚至中央相当不利的民意，而且让建制派分化，不利于建制阵营的长远利益。
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一国两制”以及“港人治港”的直接体现，这是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对港人的政治承诺，它既明确了港人属于“一国”范畴下的中国人政治身份定位，也是“两制”的最直观体现之一，体现了邓小平的自信，是陆港互信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需要更充分展示政治自信，坚持依法规范，言出必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从多个方面着手，将“港人治港”落到实处才行，不需要总怕香港失控或威胁到国家安全。香港从地缘到人口都不能对内地形成多大威胁，且有解放军驻守，怕什么？中国的体制、中共的威望还没有脆弱到被香港搅毁的地步，根本不用采取只会起反作用的严防死守，甚至弄得鬼影栋栋。
在这一点上，包括泛民和温和建制在内的香港温和政治力量，同样要意识到团结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重要性，如果激进力量继续扩大势力，对两者都没有好处，对香港的好处就更少。泛民应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把握住几个月前张德江访港留下的沟通时机，增进对中国政治和国情的认识，直面和参与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而不再消极抵制。温和建制则需要反思，是否只有对中联办的唯命是从，才是爱国爱港？才是“港人治港”的代表？事实上已经证明，中联办对建制派的“管教”就是对“港人治港”的最坏说明，民建联之类的组织应该要懂得“长大了，要自力更生了”，保姆或许很好用，但孩子要独立才真正算成长，这对自身和香港都十分必要。
新晋议员的本土和前途自决派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参政机会，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
当然，新晋议员的本土和前途自决派也要知道，你们虽然在香港畸形政治经济生态下成长起来，忍受了深层次问题的炙烤，但是你们能够顺利进入议会，既说明北京和香港管治机构无意完全封杀本土派的参选，又表明你们的声音已经得到港人的关注，并有了合法表达诉求的渠道。既然如此，你们要明白“一国两制”是自身和香港赖以发展的基础，要珍惜透过选举合法机制得来的参政机会，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从香港的前途出发，践行对选民的承诺，否则如果一味激进，甚至策动港独，只会适得其反，激进派议员黄毓民的落选，不就是最直接的教训吗？
这场四年一度的选举已经过去，给香港的未来留下许多变量。作为影响香港“一国两制”政治实践最关键一方的中央政府，应该以这场选举去认识香港的实际政治版图，思考香港政治和政制的前路，通过对“一国两制”的准确认识，来呵护和推动香港政治实践的良性发展。管治香港的旧思维必须彻底改革，必须接受香港市民的理性心态，不要再用高高在上的官僚思维处理香港的发展，要求香港管治团队必须向深层次结构矛盾全面开战，下决心推倒既得利益群体设立的自私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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