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扶贫济困不只是捐钱那么简单，贫穷也不只是因为缺钱这么一个原因。
世界上有一种信仰是通行的，那就是钱。在你面前，放着两叠钞票，谁能告诉我那一叠高尚，那一叠卑贱？奥巴马喜欢美元，金正恩也不拒绝，钱是这个世界唯一没有意识形态、谁也不会拒绝的共同信仰。
所以，无论是作恶还是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愿意拿钱来说事。
更新于2016年9月13日 15:09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周健 为FT中文网撰稿
前几天，在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老爷湾社一家六口“因贫致死”，先是母亲杨改兰将自己的四个孩子残杀后服毒自杀。几天后，四个孩子的父亲，料理完妻子与孩子的丧事后，再次服毒身亡，八口之家，一下子没有了六个。
事情由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新闻办迅速反应，发出了一份新闻通稿，其中，除了常见的“高度重视”、“及时抢救”等语句外，杨改兰家庭的收入状况是这么说的：
“2014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7741.87元，人均纯收入为4717.7元；2015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8164.5元，人均纯收入为4770.6元；2016年1-8月份家庭总收入20120元，其中种植业收入7920元，务工收入6200元，能繁母猪收入6000元。”
单单从当地政府拿钱说事来看，其中就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在通稿中，杨改兰一家2014年、2015年家庭总收入分别是37741.87元和38164.5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717.7元和4770.6元，远远高于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赤贫线标准。但假如我们用康乐县政府的“新闻通稿”先做一道算术题就会发现，杨改兰一家2014年和2015年的总收入，被当地政府平均到八个人身上的时候，不加任何修饰地变成了个人“纯收入”。
改革开放30年，钱是几乎是这个社会唯一的法宝。“钞票化”管理成了一些人眼中社会治理的标准，“一钱遮百丑”，在“钱事”上正确了，一切就都就好办了。然而，数据是台上的表演，“自杀”是台下的现实，杨改兰一家居住的历经三代人、有58年历史的土坯危房，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个柜子。有人说，国家有针对农村的危房改造补助，但是，家徒四壁的她，低保也被评议取消，怎么可能拿出几万块的自有建房款来和国家的补助配套。
贫困和苦难对人来说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穷人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或者说这个社会没有让她看到活下去的亮光。母亲杨改兰之所先把自己的孩子杀死、然后自杀，是因为担心自己死了之后，孩子们更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杨改兰自杀之前说“我的孩子我要带走”，不要仅仅将其看做一种心理不正常，她有这样的想法，正如我们平时所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这个的专业名词叫“贫困的代际传播”。
地理位置、健康疾病和社会沟通能力是造成贫困存在的三个主要原因。而“贫困的代际传播”之所以存在，主要还是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机制不够公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缺少社会反哺性支持和帮扶，几乎没有向上流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儿童，从一出生开始就缺医少药，缺食物，少教育，少社会公共资源。一个连衣服都没得穿、不识字、没上过学的孩子，自然也难以脱离这个家庭贫困的处境。
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播”是扶贫工作中的永久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众说纷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单纯看“钱”是不行的。钱是一个静态指标，而贫困是个动态指标下的相对问题。 我曾在《扶贫，“发钱”之后还需“造梦”》中说过，直接“发钱”是把资源分配的自主权以货币的形式传给了受助者本人，但是，直接“发钱”之后还是需要和陪伴与协助相结合，让受助人变成自我梦想实现家，让公益人成为有情怀的慈善投资人，这也许是切断“贫困代际传播”的一个办法。譬如：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计划时，如果在补贴之外，还能有慈善公益组织去协助和陪伴贫困家庭把需要筹集的自有资金筹集到，这才不失为一个真正扶贫的行动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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