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中央电视台首开《百家讲坛》，周汝昌、阎崇年、易中天等各领域知名学者走上讲坛，传道授业。十五年间，观众变化，主讲人更新迭代。2015年，《百家讲坛》迎来第一位“80后”主讲人、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关门弟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唐博，面对日渐流失的受众，他用新旧结合、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请回观众。
唐博在活动现场。
看似这样一位严肃的研究者，细查他所研究的话题，我们能感受到十足的新意：攻读博士期间，由于面临住房压力，他志于厘清历史上的房地产调控问题，并以此完成博士论文。保障房供应、调控房价能否让更多的“刚需”青年有房可住？如何解决一线城市的积弊？在唐博看来，历史书卷为当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9月2日，大今文化研究院邀请唐博参加“行走的文化中国大讲堂”活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借此采访了唐博 。
澎湃新闻：
您之前登上《百家讲坛》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点就是“第一位80后主讲人”，您觉得这个标签会带来一些真切的不同吗？您跟“60后”、“70后”会有什么不同？
唐博：
我觉得跟他们不同就是生活时代的差异，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可能《百家讲坛》收视率、关注度都不如十几年前，这反映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更强调互动性、参与性、体验性，以前老师讲、观众听的模式跟现代学术传播有点脱节。
澎湃新闻：
那您怎么解决这个脱节的问题？
唐博：
我想了两个办法，首先，同样讲清史，我很难在知识的广度、深度上超过阎崇年这样的学者，但我想更接地气，因为现在人们更多关心生活中、身边的事情，帝王将相离大家很远。所以，我的讲述不仅要有皇帝的故事，因为要跟大家拉近关系，否则我讲的（是）大家完全不懂的人物也不好办；同时，我也讲大臣、商人、普通老百姓、拳师、侠客各种各样的人。
其次，以前我们讲清史，比如清十二帝疑案，我们要努力还原历史，想知道雍正怎么死的，孝庄有没有下嫁，大家想知道怎么回事，但这只是研究历史的第一个层次，明白“是什么”的层次。我想是不是应该提高一个层次？现在国家一直在弘扬核心价值观等等，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娓娓道来告诉人们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怎样的。
比如，我们现在热议反腐，其实清代历史上，存在跟我们现在相似的腐败现象，当时皇帝在打贪方面有什么措施、什么成效，很值得我们今天去借鉴。所以在《清案探秘》的书中，我讲了个案子，一个省的官员集体腐败，问题出在哪？这个案子很典型，我就到《百家讲坛》上讲，结果现场观众听后告诉我，他们听过许多清史讲座，但这个案子从来没听过。
所以，我这样去建立一种联系，会有乾隆、和珅大家熟悉的人，也会有大家都没听过的案例，在内容上新老结合、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讲，这可能是我和前辈不一样的地方。
澎湃新闻：
我们看到您的历史研究非常关注和当下的事件、话题结合，您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民国房地产，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选题？
唐博：
我当时还在当老师，买不起房子，所以考虑为什么买不起。是自己、社会、政策、还是经济大环境的原因？既然我是历史专业，那就看看历史上离我们比较近的时期，那个时代的楼市什么样。当时我还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过两年，对胡同也很有感情，所以想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前，北京老百姓的胡同生活和今天有什么不同？那时候也有“蜗居”吗？所以写了这篇论文。
澎湃新闻：
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比照结论，您对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有什么看法？
唐博：
我有几个发现。一是民国时代，政府也推行保障房政策，而且以廉租房为主，但是都失败，留下很多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保障房是个无底洞，光靠政府是无法贴补的。当时的保障房管理也很健全，对身份也都做了鉴别，但是依然有很多人进去以后不出来，房子就无法流动，这样后面的人也就进不来。
二是僧多粥少，因为保障房存在价格差，是政府定价而非市场定价，大家都愿意来占便宜。政府也没有那么大财力提供房源，造成很多居民白白等待保障房，丧失更多发展机会。
另外，当时也调控房价，特别是民国后期，特别是1945年以后，中国经济处在一种接近崩溃的状态，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滥发纸币，所以法币形式表现出的房价也是成倍上涨。但我发现，如果把这些法币的价格还原成大米，北平的房价实际没有上涨，反而是下跌，但老百姓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速度。国民政府也采取一系列政策，我对比现在的政策，除了限购和限贷（因为那时候没有贷款）政策没用过，剩下的政策都用了，都没有成功，这或许说明当时没有成功，现在也很难成功。所以我们现在制定调控政策的话，应该从民国时期吸取教训。
澎湃新闻：
您之前提到的胡同以及城市生活不同，有什么发现吗？
唐博：
我们在回顾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百年间的变化，比如城市结构的变化。现在北京、上海都做副中心，其实，北京在民国时期就想做一个副中心，叫西郊新市区，曾经有这样的构想，也付诸过实践，带来很多教训。从城市规划科学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城市规划基本同步。
西方有第一代卫星城时，我们也出现卫星城，但是，西方有第二代卫星城时，我们的政策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在当时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今天的城市规划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所以，我们重新规划市区的时候，历史经验可以提供一些思路上的参考。
澎湃新闻：
您非常强调“以史为鉴”，但我们知道是有很多历史知识，或许在研究美、研究古典，并不强求做现实的转化，这样看过来，您的历史研究会不会太过功利？
唐博：
我觉得历史学研究领域有区别，我们不能严格切块，但实际上研究传统文化，跟文学、哲学结合得更紧密，生活在诗和春天中，这没问题。但我们毕竟都是社会人，从诗和春天走出来时，还要面临夏天和冬天，特别是冬天到来时，要吃饱穿暖。所以，要有诗和春天，首先得把冬天过好，我们讲以史为鉴，可能对于学生来讲，就是在人生路上少走弯路，对商人来说，就是别人生意做砸了我不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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