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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兄汪在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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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2012年初,在提交CSC申请之前,我联系到了汪在聪。当时他正在Harry Becker教授的组里读博士学位,我也打算去,就向他打听情况。那时候我还有人人网,就在人人上搜了一下汪在聪,他更新并不多,只有两三篇关于出野外和实验室的日志,并没有多少信息。官方主页上有他的邮箱地址,是FUB官方统一分配的电子信箱,我给他写了一个邮件,战战兢兢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说:“我听Harry说了,有个新的中国学生要来。我不怎么用FUB的信箱,你给我发到Gmail吧!”一来两去也就渐渐聊了起来,他说:“你要是真心想做科研,Harry这里是个好选择。”那时候有时差,他也忙,常常是刚说两句,他就去实验室或者去吃饭了。

2012年九月来柏林之前,Harry请在聪到机场去接我。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不仅懵懂而且上飞机之前心里有点儿紧张,坐上飞机就开始睡觉,在半空里醒来也是迷迷糊糊。落地柏林后已经是晚上七点左右,一阵阵携带秋意的凉风吹起来,真是有点儿瑟瑟。那时候身上只有大面额的欧元,没有硬币,没办法用机场提供的行李车,只能提着沉重的箱子。一出来就看到在聪在门口等我,和学校安排接我们的朋友说清楚以后,他说:“你们不用管了,我带他去他住的地方。”他带我买了车票,他说:“还是买张月票划算,等学校的票发下来也得一个月左右。”我们先是坐的机场大巴,当时脑子里还是嗡嗡一片,只记得当时夜已经开始了,车窗外路灯淡淡地亮着。我住的地方离S-Osdorferstrasse不远,一到站真有一种荒郊野外的感觉,冷冷清清的车站,还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味,空无一人的大街好像《寂静岭》里的场景。

来之前公寓管理人员已经把钥匙放到了预备信箱,来了输入密码直接打开信箱拿钥匙就行。那是,说实话,看英语并不能很清楚地看懂,还是在聪帮我输的密码。从车站走在去公寓的路上,在聪说我这几天先休息一下,这几天正是天晴气好的时候。他还抬头看了一下公寓,问我房租多少钱?我说是385,他说那应该是不错的房子,就是贵了点儿。进公寓后,和街上一样也是静悄悄的,无人住宿的感觉。房间倒是挺好的。他问我有没有吃的,我说我带了一包方便面准备今晚垫一下。他说,你周围有超市,打听一下就能找到,要是不想做饭就去门口的RoyalGarten吃,但是长期看来,还是得自己做饭,否则太贵了。他说你要是明天没事的话,就去学校看看,在门口坐186再转M11就能到学校了。后天中午你到我那里吃饭,怎么样?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你就坐S-Bahn到Lankwitz那一站再转187就到了。当时其实并不确定自己能独立应付这眼前的异国生活,不过初到这里应该有个独立做事的好开头,我也就答应了。

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就按照他说的路线去到他家吃饭。好的是,每个公交车站都有一个当地的详细的地图,我也是会看地图的人,看着地图竟也找到了他的宿舍。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正愁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来了的时候,就看到公寓里有人出来,趁门开着,我也就进去了。他当时做的什么菜,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有辣椒和鸡胗。吃完午饭他说要不去所里看一下,认一下路。他住的离地学院很近,走个十几分钟就到了。快到的时候他指着后门说:“平时后门和侧门都可以进出,但是周末得从有门卫的正门进。”HarryBecker教授的工作组在二楼(德国的二楼,相当于国内的三楼)。周末实验室没有人,楼道里也黑漆漆的,楼道中间还有两扇红色的安全门。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一共有四个人,现在还有一个空位,不知道是不是你坐这里。”那天下午就上了一会儿网,和家人朋友联系了一下。

因为以前没学过地球化学,一点儿基础也没有。也没进过实验室,不知道什么是质谱仪,也不懂离子交换树脂。总之,一切都是零。英语也几乎接近零。当时由于这种匮缺而生的自卑和烦恼真是多到数也数不清。又不知道怎么交流,有些基本问题,本来本科就该懂的,我也不懂,该不该问一下同事呢?不问,自己不知道;问,又挺丢人的。还记得第一次组里开讨论会,我是一句也没听懂,不仅不知道人家讲的是什么,连有些名词我也不知道值得是什么。那种焦虑可能深深地笼罩在我身上。

当时组里的同事都很好。Christian有一天吃完饭跑过来问我说他要溶样了,问我要不要看一下。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溶样,更不知道同位素稀释法是什么东西。那天下午虽然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下午,但是也只是有个印象,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那时,在聪忙着弄毕业论文,还有修改评审回来的文章,他也忙,也焦急。他告诉我:“着急是着急,但是在实验室必须得慢下来,这么多酸,不要出事故。”他还说他刚来的那一年半都是在跟同事学习基本技能,让我不要急,先把基础学好。

他很快就答辩了。Harry说和汪在聪工作很愉快,也很有成效。在聪的那篇Nature文章也刚出来,所以到处都是祝贺之声。他说那真是凑巧。Harry原本不认为文章的质量能够发Nature,他解释了很久,终于说服Harry投稿给Nature。没想到就中了。我要是有一篇Nature肯定要狠狠地蹦两下子。他虽然也开心,毕竟努力有了收获,但还是那个踏实努力的样子。我们的庆祝活动也就在在咖啡室开了一瓶香槟,喝了一下而已。

有一段时间我的状态特别差,实验、生活全都卡住了。虽然不能说居无定所,但是隔三差五搬一次家,也着实让我疲惫不堪。有一天下午他说:“你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好,有什么事?晚上到我那里吃饭吧!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很忙,也没顾得上问你实验的进展。”那天他做了炒青豆,这个菜我很喜欢吃。以后几次吃饭,他做了这个炒青豆。

博士的第一期工作结束之后,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两年过去了,眼看着就毕不了业了。Harry找在聪商量,能不能把他课题的科马提岩部分让我做,保证我能毕业。科马提岩部分是在聪原先的计划里面的,虽然还没有开始具体做,但是方法建立起来了,具体获得数据、解释数据、写文章难度也就不大了。在聪说可以啊。这样我就开始做科马提岩了。这一段工作要比第一期舒心得多。一来是在聪设计的方法好,不费劲;二来,科马提岩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也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差不多半年就做完了全部的样品,又花了半年解释数据写论文。趔趔趄趄总算是把博士的工作量弄够了。要是没有在聪,我这个毕业怕是遥遥无期了。

在聪不能喝酒,一口红酒就能让他倒在桌子上,在佛罗伦萨开会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那时候他博士刚毕业,很多事情对他来说都算是稳定了一些,然而还没有女朋友。醉酒之后就向同事诉苦,说现在找个女朋友好难啊,要车子要房子,我一样没有啊。我以后回国,这就是现实啊。这虽然是醉话,但确实是他那时候的烦恼。对了,他们在佛罗伦萨开会的时候,我在实验室做实验做不下去了,还给他打电话问具体该怎么操作。不过很快他就有了女朋友。据说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2014年去美国开会,租了一家民宿,环境很好。周围也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堆吃的,打算每天做饭吃。买的吃的里面有一大包墨西哥辣椒,不知道为什么被压倒了最底下,直到快结束了才发现原来辣椒还在。大家一合计,就做墨西哥辣椒意大利面吧。那个辣椒是有生以来最呛的辣椒,我们把所有窗户都打开,还是咳嗽不止。就这,大家也还是吃了。我的肚子疼了一晚上,不知道别人状况如何。这个墨西哥辣椒意大利面就是在聪做的。

最有意思的是在聪的英语发音。比如peridotite,如果重音读不对,很难知道指的是哪个。在聪很长时间内都读不来这个词,虽然他自己做的就是这个。组里氛围很好,听到读的词不准确,会有人纠正一下发音。在聪前几天还在说:“我现在发音比以前好多了,还是不行。刚来的时候,Dr.Hammerschmidt还纠正我的发音,后来他也放弃了。”

我们都来自农村,他是西部的农村,我是东部的农村。我们经常聊关于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的问题。他说现在是防止阶层固化的关键时期,要是这十年解决不了这个,中国真就是穷的穷、富的富了,永远也翻不了身了。我们还争论过怎么解决农村问题,他说要加大力度给农村投资。我说最好的就是把所有农村人迁到城市。不知道我们俩谁说得对。不过每次说起这个话题就是十分痛心,然而却无能为力。今年那篇农村儿媳妇眼里的农村的文章出来以后,在聪直说这篇写得好,真实、不煽情、有理有据。

他是个科学狂。一有感兴趣的文章出来,他基本上都是组里第一个发邮件告诉大家有这么个文章了。吃饭或者喝咖啡的时候,他还有和大家讨论一下新发表的文章还有那些可以补充、可以做的。他看完文章的反应通常是:“这个文章写得好,不过还有些问题没解决。你觉得有哪些问题?”我就说有哪些哪些问题。他说也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他这种批判性思维是我缺的。可惜我是意识到这一点儿有点儿晚。这也是知识储备和思维习惯差异造成的。

他博士毕业后就开始琢磨回国这件事了。伸出橄榄枝的大学很多,尤其是武汉地大刘勇胜教授的盛情邀请。刘勇胜和在聪是老早就认识,也是在国外开会的时候认识的。在聪觉得去地大工作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仪器设备先进,项目资金也丰富。今年申请青年千人的时候,他略担心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申请到。他说就算申请到了自己也还只是一条小鱼,各方面储备都不够,还是得向周围的人学习。

他在德国待了六年,是我们组第一个毕业的外国留学生,是我们组第一个发表Nature的人。德国影响了他,他其实也影响了周围的人。德国这边人际简单,他说,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专心在科研上。跨文化交流总是一个问题,有些不是很方便交流的问题,他都能大大方方地和德国同事说清楚。这种文化上的平等感,并没有在其他中国留学生身上发现。

他也知道做科研是艰难的。有天他笑着说要是干不下去了,没有什么突破,就不干科研了,去给朱可嘉打工。朱可嘉是他老婆,德语科班出身。在聪对朱可嘉说:“以后就要靠你喽,你随便开个德语辅导班,都比我挣钱呐!人家以后一说汪在聪,就说是朱老师的丈夫!”朱可嘉就笑着说:“好啊!以后我养你。你给我当秘书吧!”昨天在外面喝啤酒,说在聪回国就可以带博士生了。朱可嘉说要不我去读你的博士吧?在聪说可以啊,要不先当秘书吧!他那个心态,真不是一般人能学来的。

有的人是敏而好学,在聪就是这种人。我是钝而不懈,虽然赶不上,但也努力步贤人而不惰怠。他如果是见贤思齐焉,我勉强可以算见见贤思齐。

我们也真是君子之交,清清淡淡。他有一段时间担心我老是没对象。他说你看在这里的女生还是好的多,你要是回国再找,人家就要问你要房子要车子。发现自己喜欢的,一定要出手啊!他说你看我,我和朱可嘉认识两个星期,就基本上确定了关系了。都是成年人了,应该负责任地谈恋爱。这件事情也很费精神,早定下来早安心。他说你看我好像是要干涉你个人私事,其实不是啊,我这是在说我的人生经验,给你提供个参考。

在聪好学,在BGI上课就能看出来了。BGI上完课还有个考试,其实是针对本科生硕士生的,他已经是博士后,完全不必去参加考试。但是他还是留到最后,参加了考试。我们都不懂高温高压实验是怎么做的。他说你看我们天天用高温高压的实验数据,这次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还没回国,就有很多人邀请他去参加评审会、去做报告了。他说这一回国事情就多了,不像这里,事情少,能静下心来做点儿实验。回国事情多了,分心的地方也就多了。说不定我回国后,也难以有高效高质量的科研产出了。

他来的那年是秋天,第一次和Harry谈话的情形他经常讲。他说那时候口语差,听不懂Harry说什么,Harry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有时候Harry把关键词写到纸上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天在组里搞farewellparty。在聪放了自己的这几年来的照片。Harry说很高兴这几年有你在组里工作,希望你回到中国后能把在这里学到的用上。

现在又是秋天了。今年与往年不同。往年这个时候已经秋风萧瑟了,今年竟然像三伏天一样,又热又闷。在聪说这里还是好的,武汉那才叫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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