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警方佩戴的随身摄像机到手机视频和闭路监控摄像,视频证据在各国法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上升。不过,美国的研究人员警告称,这类证据可能会歪曲审判结果。
研究人员表示,当陪审团观看某一事件的慢镜头视频时,他们会更倾向于认为屏幕上人物的行动是刻意做出来的。虽然慢镜头视频可以让陪审团更清楚地看到发生了什么,但这也会造成“画面中的人物比常速放映时有更多时间思考的假象”。

当陪审团观看某一事件的慢镜头视频时,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会更倾向于认为屏幕上的人是故意采取某种行动的。(图片来源:网络)
研究人员认为,有预谋犯罪与冲动犯罪之间的差别之大相当于“注射死刑与轻判”。他们举了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的案件,路易斯因在2007年持枪抢劫中射杀一名警员被判死刑。路易斯的律师在上诉中辩护称,慢速视频让陪审员更倾向于认为这起谋杀是有预谋的。但是法官驳回了这一观点,因为陪审团观看了慢速和常速两个版本,而且录像带中有时间显示。
不过,在一系列试验中,行为学家向参与者展示了一起持枪抢劫未遂案视频,视频中一位售货员被枪杀。观看慢速视频的组别判断应该定罪的概率是常速视频组的三倍。研究者认为,当参与者既看过慢速视频也看过常速视频时,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偏见,但不会完全消除偏见”。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认知心理学家亚肖克·严萨里(Ashok Jansari )表示,问题在于我们会往观看的视频中加入“感知信息”。他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的理论,指出人类有两种决策方式:第一个是一种快速、凭直觉判断的过程,而第二种则更加缓慢而深思熟虑。在慢速视频证据中,陪审团会觉得罪犯选择了更为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
利物浦大学的法医心理学家杰奎琳·惠特克罗夫(Jacqueline Wheatcroft)认为,这种研究结果是意料之中的。惠特克罗夫致力于研究警示陪审团太过依赖单一证据带来的影响,称“即便是微小的改变也可能影响感知”。她表示,“在我们匆忙做出可能会影响人们生活的改变前”,我们需要更佳严谨、有更多证据支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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