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 ，与皮尔士 、 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 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 、 陶行知 、 郭秉文 、 张伯苓 、 蒋梦麟等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曾是杜威的学生。 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的教育主张，对蔡元培 、 晏阳初以至毛泽东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杜威是现代教育派的代表。近代美国教育思想家，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杜威对美国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施，有其深远的影响及无比的贡献。他不仅是廿世纪中的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位积极推动社会 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所谓自由主义派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形成了美国继实用主义之后而起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哲学体系，而且也是间接影响到新教育——所谓进步主义教育——实施与理论的一位教育哲学家。由于他毕生从事著作、教学，受业学生分居世界各地，故其影响是他人所不能匹敌的。
民国时期的胡适曾是杜威的学生 （图源：VCG）
杜威最重要的两个教育思想： 连续性以及实践中学习，教育的连续性是指，一个人如果念完一个教育阶段，或是他念完了数学第一册，却不想再继续念下去，这代表教育是失败的、没有连续性。 成功的教育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终身教育 。而在实践中学习则是经验主义 、行为主义 、进步论的产物。杜威在著名的教育著作《 民主主义与教育 》中明确表示“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个人能够继续他的教育……不是要在教育历程以外，去寻觅别的目的，把教育做这个别的目的的附属物。”这种“无目的论”的确使人不敢轻易接受。对他而言，特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反映的可说是一种美国精神 ----个体的发展本身已是最终的目的。
他说：“教育的自身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有人，父母，教师才有目的。”如果把他的话理解为教育是漫无目的的，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只是要人不因养成社会效率而抹杀儿童青年的天性和当前生活”他不甘心教育沦为“别的目的的附属物”，所以他把教育中的目的这样诠释：“一个人放枪，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枪对着放的鹄的。但这个对象不过是一个记号，（使我们对）所欲进行的活动有所专注。”放枪的最终目的并非鹄的本身，而是这记号使瞄准这动作变得具体和有意义，同样，教育历程的本身已具发展个体禀赋的圆满的意义，教育的目标只是作为导向和指引。
事实上，他并不否定教育须有“良好的教育目的”，这些目的的特性如下：须建基于个人的固有活动与需要;须能翻成实行的方法，与受教育的人的活动，共同合作;教育家须防备所谓普通的与终极的目的。 事实上，当代教育的定位的确摇摆在两类教育目的之间：一是“使受教者成为定型的产品”，另一是“最终要提高受教者的（创进）能力”。
基于对受教育者本身的重视，杜威反对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他指出“有人把感官视为一种神秘的筒子，以为我们能使知识经过这筒子，由外界把知识输入心里去……以为只要使眼睛常常望着书本，使儿童常常听着教师的话，就是求得完善知识的秘诀。”他认为灌输式教育方法不是真正的教育，因为“教育即成长”:“成长的第一条件，是未成长的状态……『未』字却有一种积极的意思，并不是仅仅虚无或缺乏的意思。”他肯定这种未长成的状态是充满能动性和潜能的，不是一味灌输能使之充分发展的。
对杜威来说，创造充分的条件让学习者去“经验”是教育的关键：“所谓经验，本来是一件『主动而又被动的』（active-passive）事情，本来不是『认识的』（ cognitive）事情」，杜威「把经验当作主体和对象、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主张以这种进步的（progressive）教育方法使学习者从活动中学习，经验本身就是指学习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间互动的过程。 但他又说：“经验的价值怎样，全视我们能否知觉经验所引出的关系，或前因后果的关联。”并不是每一种经验都是有教育的价值的，对经验过程逐渐形成的主体的诠释是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杜威亦指出培养出学习者自习能力是教育的功用，他说：“教育功用的经验的另一方面，即是能增加指挥后来经验的能力。”他把这种能力的培养称为“改造”，所以他说“教育即改造”。
从以上可知，杜威主张教学方法的实施应紧扣学习者为中心的前提，特别是在儿童的早期阶段的教育“更多地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工作”，后期再慢慢再转向“系统的、技术的知识”。 正如伯内特 （Joe R. Burnett）在1979年论及美国教育实践时说：“杜威的教育学在当时或现在，不可能在学校中得到广泛地应用。因为从来就没有培训过进行这种教育的教师，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人力物力，家长和政客们也不支持杜威的教育学。”也不能否认， 马利坦对杜威式的教育的批评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当人们忘记了传授客体（the object to be taught）以及客体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object）时，当手段崇拜（不是有目的、而是无目的的手段崇拜）仅以对主体的心理膜拜而告终时，错误便产生了。”
杜威的哲学思想，经由北京大学胡适教授传入中国。 1919年，杜威至日本讲学，接到胡适的邀请信。 北京大学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人随后登门拜访，正式邀请杜威至中国。 4月30日，杜威由日本抵达中国上海，展开为期15个月的巡回演讲，遍及北京和华北、华东、华中11省。 杜威在讲学途中，曾会晤孙文 。 因为这次巡回演讲，使他的实用哲学在当时中国形成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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