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于十月份在北京召开。根据7月26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内容,十八届六中全会主要议程除了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外,还提到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鉴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中共历史上的特殊含义,以及中共目前所面临的党内政治生活乱象,十八届六中全会设定这样的议程,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用意。

十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影响未来的党内政治准则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7月26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出,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因为上一次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还是36年之前。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作为党章的补充。“准则”出台的背景是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们,希望通过一套准则,来规范党内的政治生活,防止文革重现。对此,“准则”的开篇论述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具体到“准则”的十二条规定,内容包括“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等。这些内容均是为了恢复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
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今天中共要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意味着近些年来,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新的危险趋势,“准则”已经难以适应新问题。
关于这一点,7月26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至少还传递出两个讯息。一个讯息是,“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说明党内政治生活所出现的不规范问题已经到了严重困扰中共执政的地步。另一个讯息是,“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说明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将重点针对党的高级干部。两个讯号合在一起,说明造成党内政治生活失序的潜在威胁是高级干部。考虑到习近平曾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直言“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足以说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瞄准的是野心家、阴谋家。
野心家阴谋家已成中共心头之患
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并非新鲜说法。36年前,“准则”的诞生正是为了重新规范被林彪、“四人帮”等破坏的党内政治生活秩序。此后二三十年,“准则”确实起到重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遏制了个人专断现象。
(方远 评论)
然而,与“准则”的实施同时进行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党内团团伙伙利用中共政治过渡中的漏洞开始肆虐,“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领导化,领导利益家族化,家族利益海外化”的现象日益严重,结果是为了保障既得利益和窃取更多非法利益,“非组织政治活动”若隐若现,“集体领导”逐渐沦为“九龙治水”,甚至酿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
这种危机在胡温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周永康担任政治局常委期间,构建一套涵盖政法系、四川系、石油系的庞大系统,“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坊间甚至一度传出他监听政治局常委的丑闻。2015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尖锐批评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同样如此,他秘密经营聚集山西籍高官和个别商人的“西山会”,据悉常年搜集各类核心机密,破坏政治规矩。时任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更是架空当时的军委主席,把军队变成私人势力范围,以至于后来被批评为“触犯了政治底线”。

习近平上任后,这种空前尖锐的执政危机摆在了他的案头。2015年中纪委官网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往往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搞官商勾结,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又利用权力保租护租,导致在政治上搞阴谋诡计,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2016年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更是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有的明知在换届中组织没有安排他,仍派亲信到处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
可以说,近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活所出现的乱象和危机,已经愈来愈严峻,成为中共的心头之患。这既是习近平发起强势反腐行动,并让中纪委角色不断向“党鞭”回归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反复强调和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原因。
六中全会是关键时刻
一般而言,每届中央委员会都会有七次全会,除去一中全会定党的人事,二中全会定国家机构人事,七中全会准备下一次党代会事宜,只有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聚焦特定主题。本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是十三五规划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六中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根据“四个全面”战略来布局,说明习近平对四次全会早有准备。
分析这四次全会的主题会发现,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的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落实,关键在于党建。六中全会的主题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为了重新将中共打造为一个强有力的规范政党,而这就要求必须通过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像36年前“准则”的效果那样,全面清理和整顿近些年来的党内政治生活乱象。
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已经被认定为毛邓之后最有权威的中共领导人,有强大的实力去推动重要政策的制定。今年初,中共甚至掀起一股“习核心”旋风,至少有十五名省委书记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近期,据传栗战书又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号召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核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核心。”
中共近来对“核心”的强调,及对“集权”的重视,其实变相说明之前过多推崇分管,导致乱象频生,现在则是急于改变。这也是
六中全会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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