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天字一号案”的辽宁贿选案影响持续发酵，在大陆学界引发了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的讨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秦前红发表文章，接连发出关于贿选案的五大疑问。贿选案的影响不再局限于辽宁人大本身，可能从法理角度触及到了中国人大系统的整体改革。
秦前红在大陆网站共识网发表文章，针对贿选案连发五问，认为贿选案凸显了当下人大选举制度的苍白粗糙。并寄希望于中国借由辽宁选举弊案进行深刻反思，反逼选举制度的系统性完善。
辽宁贿选案涉及到62名辽宁人大常委中的38人，这超过了该省人大常委会人数的一半，辽宁人大常委会已经无法召开履行职责。但辽宁人大十二届七次会议将在一个多月后召开，中国人大对此作出权宜之策，决定成立筹备组暂时代行辽宁人大常委会的职责。五大疑问中，第一个便是中国人大筹备组是否合法的问题。
中国人大成立筹备组代行省级人大的职责，这既非基于中国宪法第67条职权兜底条款，也不是源自宪法第62条有关人大职权的规定，而是根据中国人大的惯例。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关于筹备组的解释中说，“对于特殊情况，实践中采取由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成立筹备性机构，代行法定机关职权职权的做法”。
在1997年重庆直辖市刚成立时，中国人大成立重庆第一届人大筹备组代行重庆人大常委会职权。2009年上海改组浦东新区，上海人大常委会同样成立筹备组。2013年衡阳贿选案，湖南人大常委会成立筹备组代行衡阳人大常委会职责。因此尽管人大筹备组缺乏法理依据，但结合实践经验，未来这种方式应该写进选举法之中，成为特殊时期人大运行的法律依据。
辽宁贿选案凸显人大改革迫在眉睫（图源：Reuters/VCG）
第二个疑问，则是关于贿选的认定标准。根据中国现行的法规，贿选的媒介是“可支配财产”，即现金、存款、房产等财物。但在现实当中，安排子女亲属工作、资助子女亲属留学、性贿赂等交易形式日益常见。坊间传言，辽宁人大的贿选风暴，如果将贿选标准扩大到这些隐晦的利益输送方式，则可能涉及到更多的人群。
作为有着深厚法学人脉背景的秦前红，他关于贿选认定标准改革的发言可能并非空穴来风。被张德江称为“突破党执政底线”的辽宁贿选案，正引发大陆法学界关于人大系统法规漏洞的讨论。外界认为，“天字一号案”可能会对贿选的法律认定产生影响，推动关于选举受贿法规的改革。
参与贿选的辽宁省人大代表将会受到怎样的惩处，这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同于湖南的破坏选举案，中国官方称之为“辽宁贿选案”，而非“辽宁破坏选举案”。这可能意味着辽宁涉事人大代表涉嫌贿选，而非破坏选举罪。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涉嫌贿选并且情节严重的，会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剥夺政治权利。
参照此前的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该案中有466人受到中共党纪处分，立案侦查68人，其中50余人已移送起诉。移交起诉的50余人中，绝大多数涉嫌“破坏选举罪”。从规模到影响都远超衡阳破坏选举案的辽宁贿选案，预计会有更多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截止现在，参与贿选的国企董事长或高管，已有多人被停止职务。这只是开始，未来他们或许将面临牢狱之灾。
贿选出的辽宁人大常委会缺乏合法性，已经濒临解散边缘。但缺乏合法性的辽宁人大，其选举出的辽宁省政府，以及做出的其他决定是否合法？这引起了广泛争议。
辽宁贿选案创造中国多项历史，中国此前并未面临如此重大的贿选案件，因此相关方面缺乏规定。国际社会有多起因贿选而上位的案例，这些政治人物后来虽然为贿选付出了代价，但其在位期间的某些决定并未被废除。无论从惯例还是实践中，废除不合法的人大曾经作出的所有决定，这不具备可行性。
社会关注的另一焦点，人数严重短缺的辽宁人大如何补齐。辽宁贿选案，有85%的省级人大代表被停止资格，有61%的人大常委被查。中国人大成立的筹备组，只是暂代辽宁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应急机构。未来俩月是辽宁各级政府换届的高潮期，尽快补全辽宁人大及常委会的人数，成为中国人大的当务之急。
在中国人大宣布成立筹备组的时候，公布的筹备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补选产生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的基本条件进行审查”，这意味着辽宁人大代表的空缺将由补选产生。中国选举法关于补选的规定，是人代会开会期间，“由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补选”；人代会闭会期间，由下级人大常委会补选。补选的具体办法，由上一级的人大常委会规定。
辽宁贿选案从规模到影响都全球罕见，这对处于政治体制改革转折点上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辽宁贿选案影响到了中国人大的声誉，但相较于人大系统的普遍性腐败，这只是冰山一角。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及时清理快速蔓延的腐败，可能会整体上危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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