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中在即，“从严治党”的主题之下，习、王整党进入攻坚期。在对官场的大换血的过程中，有一个群体颇值得关注，那就是省部级层面的“秘书长们”。甚至在对政治话题监管甚严的大陆网站“百度百科”上，都罕见“秘书帮”一词条，表明这个词语在大陆已经不是禁忌。而代表中共中央政府态度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亦曾刊文批评过官场“秘书帮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已有18名省一级正副秘书长落马，而曾经担任上述职务而落马的省部级或厅级高官，也有8个。
十八大以来已有北京、湖南、山西、新疆、江西、广东、吉林、河南、河北、上海、辽宁、江苏、新疆兵团等13省份，均出现省一级（含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正副秘书长落马，数量已达到18人。此外，有8名省部级或厅级落马官员也有省一级“秘书长经历”。其中，江苏出现连续两任省委秘书长落马。今年5月30日，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李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被查，他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和赵少麟是前后任关系。
引人深思的是，
如此多数量，高级别的秘书长落马，是否说明在中国官场最需要沟通上下的“枢纽”环节恰恰出现了问题。这或许也是中共高层在2015年以来一直强调，要求杜绝的官场“中梗阻”重要一环。
官方态度：重视其作用 认可其经历 谨慎其风险
对于此种官场“异象”，或许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进行解读。首先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对于秘书尤其是秘书长一职是：重视其作用，认可其经历，谨慎其风险。
周永康其历任秘书皆落马，表明“秘书腐败”的现象在大陆官场并非个例（图源：VCG）
所谓重视其作用，即秘书长或者副秘书长级别很高，省一级来看，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省委秘书长都兼任省委常委。
正副秘书长们靠近各级党政一把手，是其身边人，不仅要负责政令下达和落实，而且还要负责处理或协助处理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通俗来说就是大管家，要参与政务、管理事务，还要承上启下、协调各方，可谓举足轻重。有人将其概括为“办文、办会、办事”，可见其肩负之责相当繁杂，工作量大。同样，秘书长出身的官员也能因此得到很好的锻炼。
认可其经历则指有秘书经历的官员通常会受到重用。根据对中共十八大换届前官员的履历梳理，当时国务院部委主管秘书派占逾半，当时的27个部委主管中，有秘书经历者19人。部委及省市官员中，有秘书出身者不在少数，有秘书经历者24人，占总数62人的三分之一。
谨慎其风险则是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腐败的“秘书长”所造成的危害，可能会远远超过与他同级别的其他官员。因为肩负重任，在落实领导命令、下达相应任务时，也便有了操作的空间，这便是“秘书政治”造成的“秘书腐败”。检察日报曾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3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职业生涯里有秘书长经历的占近1/3。
但是如果一个官员贪腐，可能是对他分管的某个领域如基建、城市建设领域产生破坏，而作为与各个领域都有交集，同时能够在上级领导和下级官员之间起到纽带作用，能够“说上话”的“秘书长”而言，其腐败所产生的危害将更加严重。
海外视角：一度热衷谈论秘书帮
其次在海外观察家的视野中，中国政坛一直都有所谓所谓“秘书帮”，顾名思义，是指政坛之上由秘书出身的官员结成的帮派团体。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秘书一直扮演着其独特的角色。下至县丞等地方管理，都有师爷、刀笔吏等官方配置。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有太监、军机大臣等辅佐生活和政事。而古代“学生”、“家奴”、“心腹”、“朋党”，这些曾经打在秘书身上的标签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移消失。反而在夹杂着传统与现代的当下中共政治制度中有了新的呈现。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共逐步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之后，“秘书”不再如此前那样有着过多的政治符号，更多的是开始进入“按部就班”的履职工作。对于很多官员来说，有一个好的“秘书”很重要，除了给领导写稿子，料理工作中的琐碎事务例如安排日程之外，还因为长期跟随领导，有的秘书还能有效延续自己的思想和指令。长期的工作使得领导人对自己的秘书有了一种“亦官亦友亦亲”的关系。
秘书虽多难成帮
应该说，秘书在中国政坛的确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秘书帮”三个字进行概括。“秘书”团体看似庞大，实际上却难以成“帮”。
一来，他们的政治口味及倾向通常受以往主导的官员影响，在政坛派系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分属不同阵营；
二来，这些秘书任职时并非在同行同业，所在级别参差，完全成散沙形式存在；
三者，秘书往往追求现实，强于审时度势，之间少有共同利益；
第四，此类官员升迁后不愿强调或炫耀其秘书出身，主观上也不想因结帮而使外界有太多联想。
中国官方坦然谈论“秘书帮”，其实除了秘书这一职位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共十八大后一直打击的，在周永康、令计划案中凸显的官场“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现象。总之，十八大迄今，中国政坛的版图和规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中如何观察“秘书”尤其是“秘书长”这一职位的走向，还需要加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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